涵化理論

葛伯納（G. Gerbner）及同儕於1976年在全國暴力原因及防止委員會的支助下，於賓州大學的安南堡傳播學院開始了他們一系列有關電視暴力內容的研究。安南堡的研究裙初期將重點集中於分析電視暴力。他們此時期的研究結果，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就是發展出所謂的「暴力指標」（Violence index）。暴力指標公布以後，極為轟動，因為它使得以前一個無法量化的概念，以及美國三大電視網的節目內容，變得可以量化，可以互相比較，因此，安南堡的研究群在葛伯納領導下於每年發布的電視暴力測量結果，幾乎成為美國電視暴力的把關和裁判者。

從1976年開始，葛伯納及同儕除了內容分析外，也試著測量電視對閱聽人態度的影響。這一波的研究，也就是日後所謂的「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的源起。理論重心就是：電視內容可以建構（涵化）閱聽人的世界觀，例如：使閱聽人認為世界比較危險。為了測量涵化的效果，葛伯納等人設計了多看組極少看組，多看組每天觀賞電視四個小時以上，少看組看兩個小時以下，然後比較兩組在看電視後所受的不同影響，已證明電視的涵化效果。

1970年代末期，涵化理論所遭受到的嚴苛批判，主要來自希爾希（Paul Hirsch）。而葛伯納與希爾希間的對立，以兩人發表在傳播研究季刊上的文章為代表，1980年，涵化理論有關「暴力素描」（violence profit）的研究結果是最後一次出現，在這之後的研究方向略有轉變，可用關鍵語主流效果（mainstreaming）研究涵蓋之。

理論背景探討

早期有關效果的研究，脫不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派主流。葛伯納的研究可謂開闢了第三條路：所謂的「文化取向」研究。涵化理論的基本論點是：電視已經成為人類社會化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電視的主要功能在於散步及穩定社會行為模式，主要目的不在改變現有社會行為模式，反之，是要避免改變。電視對於那些只接受娛樂型式資訊的人而言，是一種「新」文化，也是「唯一的」文化。

葛伯納的目標是想找出電視和社會化過程的直接關係。我們不問那些傳播變相引發了個人行為的哪些改變，我們要問的是：「媒介訊息、系統」如何影響大眾的意識？」「電視娛樂內容所呈現出來的世界，是一群個人、事件、行動和關係組成的複雜系統，因此他的效果不能以單一的節目元素（program element）來解釋」。

涵化理論通常又稱為文化指標研究（culture indicators approach）。葛伯納的文化指標概念認為，社會結構和媒介內容的關係是文化變遷起緣於科技革命後帶來的訊息生產。而這種大眾產品經過快速分配後，創造了新的符號環境。文化指標是一套標示變遷的符號環境系統，它的作用在於幫助政策的決定與指導有效的社會行為。葛伯納的文化指標言行上共分兩個部分：

1. 對訊息系統做分析，從地理學、人口學、訊息主體、行動結構、時空、參與者的人格、職業等面向研究訊息系統（內容分析）。
2. 訊息系統對多看組織影響。這一部分的分析，葛伯納本人稱之為涵化分析( 為了解看電視對閱聽人的個人態度，特別是「世界觀」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葛伯納特別比較了多看組和少看組。 )。

對訊息系統的分析

葛伯納在建構涵化理論時須透過兩個步驟。其中的第一個步驟，即以內容分析法對訊息系統加以分析，其中又包括兩大部分：暴力測量（violence measure）與風險率評估（risk ratios）。

暴力測量

暴力測量的目的，原本是希望了解大眾傳播媒介的內容，包括其特徵、結構、關係及互動作用等。但葛伯納研究的結果，跟原始理想甚遠，最後只限於對暴力內容的分析。

風險率評估

這個數值的算法是，針對某一個人口變相中的群體（例如高社會地位的男性）計算其施暴者多於受暴者，還是受暴者多於施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