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的傳播研究一直以「大眾傳播」的發展為重，在Covid-19 新冠疫情爆發、全球安防產業競爭白熱化的階段，是否有新的視野介入，例如關啟「生命/ 生物媒介(biomedia)的研究議程？
關於「生命/生物媒介Cbiomedia），早期有兩位論述者皆從人類生命的資訊及密碼(codes)角度切入。媒介哲學家 Eugene Thacker 對於生命/生物媒介的科學、政治、經濟、與文化面向特別有興趣，將「生命媒介」的概念定義為生命與資訊的匯流，當中有諸如遺傳資訊的「媒介論述」與作為「媒介實踐」的基因工程。社會學家與女性主義者 Patricia Clough 則延伸了生命生物媒介過程的內涵，認為數位化的技術與媒介既介入也重組了生命體的各個面向，無論是認知、情感、或是勞動。諸如鴻海集團為了防止富士康員工自殺所設置的防護視頻監控，或是中國政府的天網工程，都可被視為是生命本體受到資訊化、資料庫化的證據。
若要研究生命媒介化的過程(biomediation），長期鑽研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的Mack Hagood 提出了統合性的論述框架。首先，他認為我們得釐清這個新領域下的「媒介」與「媒介化」是從什麼樣的技術、科技、興實踐脈絡而來的，也就是「媒介」的再界定與再脈絡化。此外，我們得聚焦及開發生命政治的研究議題，例如健全輿障礙的社會文化經驗、新的公眾群體與身份政治等。最後,相關研究應關注身體/生命知識的新生產，例如每日生活裡的媒介化（如使平板或手機裡的「無障礙功能」設計），或是特定領域的知識工具，如影像、超音波、核磁共振等醫療機構裹普及化的診斷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