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rphy認為，博弈理論在公關實務界的運用，較Grunig的雙相對等溝通模式來得常見，因為他著重與實務層面結合。Murphy指出，在現實生活中，組織與公眾之間的衝突示必不可免，因此一昧地強調溝通的和諧性不見得有利於溝通的雙方。博弈理論注重溝通談判中的「循環反應」（Reflexivity），亦即談判的一方隨著對方的期望或條件，加上對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計算，時時修正談判的立場以達成雙贏的目標。
Murphy等人在飲用博弈理論時，並不考慮公關人的世界觀或是道德因素，重點在於，公關人員在溝通之前，應進行利益計算，考量不同的策略對於溝通結果的影響。Murphy認為，如果現實生活中利益衝突不可避免，那麼溝通的雙方，永遠無法達成所謂充分合作，充分協調，以共同利益為依歸的目標。比較可行的辦法，是以博弈理論去預測雙贏策略的可行性，並在有限的條件之下使談判的雙方達成利益的平衡點，也許雙方並無法獲得100%的利益，但卻是降低再度衝突，建立長久穩定關係的最佳策略。
Pavlik則提出了另一個實際觀點。他指出，如果某大企業在各方面如財力與談判的籌碼都佔盡優勢，那麼要求就該組織與公眾做對等性的溝通，就顯得不合常理，因為採行該項模式可能導致經濟折損，對高級管理階層而言並非樂見的結果。除非抗爭公眾有能力對企業組織進行經濟方面的制裁，提高談判的籌碼，提升自己的權力關係，否則在現實生活中對等溝通很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