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貧者與富者
知識與財富一樣，顯然並非均勻分配給社會的所有成員，生計較困難的那群人，往往也同樣是「資訊貧者」（ the information poor）。易言之，資訊上的「有者」（the haves）與「無者」（the have-nots）間，與財富分配不公平的情況如出一轍，美國資訊貧者（the information-poor in America）一書，列舉美國處境弱勢者的迫切資訊需求如下：
- 怎樣把孩子送到托兒中心？
- 滅鼠該找什麼單位？
- 老公三天前離家出走，我該向誰求助？
- 我如何知道塗在我家牆上不是含鉛毒的漆？
- 到哪裡可以退換我那張十塊錢福利卷？
- 我該尋求哪一個單位協助將門前那輛廢棄車拖走？
- 我女兒最近行為有些古怪，有誰可提供輔導協助？
該書也發現美國的資訊弱勢者取用資訊的習慣與尋常的資訊有者有異：
- 他們比較不知道有哪些管道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 每天看較多電視，較少閱讀報章雜誌，或根本不看書，叫不知自己有迫切的資訊需要
- 叫不積極尋求資訊，即使面對資訊易顯得意興闌珊
- 只有當非正式管道無效，情急之下才會求助正式管道
資訊對我們的社會非常重要，因為民主政治的優點在於公民是否能接觸各種資訊而定。比方說，人們要選舉賢良出任公職，也要投票決定是否興建核電廠，只有耳聰目明（well-informed）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對這些複雜事物作出明智的決定。 可以預見的事，在未來的資訊社會中，資訊所扮演的角色將更加重要，大眾傳播正好擔負著提供公眾資訊的責任，其龐大資力量也非其他管道可及，足以將資訊普及到正個社會，它能將資訊帶給貧無立錐之地的。
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
教育性節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是試圖利用大眾傳播提供資訊給資訊「弱勢者」（ the disadvantaged）的著名例子。芝麻街開播於一九六九年，是美國政府一系列幫助貧苦家庭學前兒童的計劃之一，欲借電視陰雨節目，增進其識字與語文使用的能力，使他們在入學後不會落後一般兒童太多，這個節目電機在許多研究的基礎上，以寓教於樂的形態吸引兒童觀看。
然而，藉著大眾傳播普及資訊，就能改善人們生活或使民主制度以更好的方式運作嗎？答案不全然是肯定的，而且往往這種願望還會落空，更有甚者，一種出乎意料且更壞的情況還會出現，一級大眾傳播反而助長了社會不同階級成員間在知識上的差距或鴻溝，對這種現象提出解釋的是「知溝假設」（knowledge gap hypothesis）。最早提出這種看法的傳播學者惕屈納（P. J. Tichenor）、唐納幽（G. A. Donohue）及歐林恩（C. N. Olien） 等人提出以下假設：
大眾媒體流入社會系統的資訊增加時，社經地位高者獲取資訊的速度會比社經地位低者來得快，從而造成這兩群人在知識上的差距不斷擴大，而非縮小。（Tichenor et a,1970）
知溝理論的研究
惕屈納等人針對「美國民眾是否相信人類在可預見的未來能登陸月球」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教育程度高者比較心相，教育程度低者叫不相信，雖然隨著時間的發展，相信的人在比例上越來越多，但教育程度高者與教育程度低者間的差距卻明顯的擴大。他們也證實第二個假設：一個事件被報導的越多，則知識獲取量與教育程度越有關係，惕屈納發現，被媒體報導較多多的科學問題，教育程度越高者對這方面問題的了解程度也越高。
知溝形成的可能原因
何以有知溝存在？惕屈納等人認為有以下五種可能原因：
- 傳播技巧：社經地位不同的人，傳播技巧有異，通常教育程度越高，傳播技巧也越好，較具備處理資訊的必備能力。
- 資訊存量：儲存資訊的能力，因人而異，所以背景知識多寡有別，這些差異將會影響人們理解資訊的能力，在接觸特定媒體訊息前，社經地位高者受過較多的教育，在知識量上與社經地位低者以有差別。
- 人際網絡：社經地位高者比較有機會與飽學博聞之士接觸。所以，他們也叫可能討論科學或公共事務問題。社經地位低者的情況則下好相反。
- 選擇性過程：社經地位高者叫關切科學與公共事務方面的資訊，因此會刻意接觸，而社經地位底者則反是。
- 媒體特性：大眾媒體傾向於迎合高社經地位者的需求，印刷媒體刊載相當多科學與公共事務資訊，而社經地位高者本來就叫偏好印刷媒體。
範例一：對於政治的知識鴻溝
學者提出支持知溝假設的各種證據，發現社經地位高者比低者更常接觸某類資訊（特別是與科學或公共事務有關的新聞）。社經地位越低者不但聽這羅斯福總統廣播演說的人較少，對於演說內容的了解也極為有限。電視辯論有很多效果，簡單說，起碼可增加觀眾對候選人的了解，然而，另一項對一九七六年總統大選的研究發現，觀看電視競選辯論的觀眾，大多較熱衷政治，而且多半擁有較高學歷（Bishop et al,1978）因此，畢夏（G. F. Bishop）等人認為，電視競選辯論同樣造成資訊上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效果，易言之，在他們看藍，知溝有增無減。
範例二：芝麻街
芝麻街第一年評估報告指出，已經「彌合原本存在于優勢與若是家庭兒童之間的知溝」。然而，有學者對此說法質疑，《重訪芝麻街》作者庫柯（Thomas Cook）人對節目製作單位搜集的評估資料進行大規模的分析，其中的發現是，不同家庭兒童收看此節目的頻率也會有所不同，家長教育程度高低會影響兒童收看芝麻街的多寡，家長教育程度越高，則子女收看此節目也越頻繁，庫柯等人下結論道：「研究結果顯示，芝麻街很難索小不同教育、收入水準家庭兒童間的知溝。」
另一位學者凱滋曼（N. Katzman）重新對芝麻街節目的評估資料進行分析，試圖更直接處理傳播效果的問題 ，發現優勢家庭兒童比弱勢家庭兒童從節目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換句話說，即使暴露條件相同，出身優渥家庭與若是家庭的兒童間仍有知溝存在，不過，有發現一個狀況，在觀看程度很高的狀況下，「知溝」會縮小，但是，若弱勢家庭兒童觀看芝麻街的程度不高，與優勢家庭兒童之間的知溝將會擴大。
芝麻街的製作單位回應學者的批評，認為芝麻街原本就無意縮小知溝，只是希望借此節目提供兒童基本的學前訓練而已。
知溝理論的修正
惕屈納與唐納幽等人開始探索造成知溝擴大或縮小的原因。根據在明尼蘇達州十五個社區調查下，他們檢驗了知識與其他多種變項的關係，修正原始知溝假設如下：
- 當衝突焦點是本地議題時，知溝可能會縮小
- 知溝擴大的情況，較可能在多元社區發生（所流通的資訊龐雜），反之，透過非正式但共同傳播的同質社區，較不會有知溝擴大的情形
- 若一議題對本地有立即與強大的衝擊，知溝可能會縮小。
許多因素可能造成知溝擴大或縮小，或許，若提供公眾的資訊夠多，又助於縮小知溝，或者，知名人士投入宣導工作，也可能使資訊為更多人注意與接受，學者汪達與艾略特（Wanta & Elliott,1995）研究關於魔術強森罹患愛滋病的事件後，有三項因素同時浮現：艾滋病資訊對個人的實用性、艾滋病議題的公眾可見度大增、名流涉及艾滋病所帶來的戲劇性引人注意。因為這三種因素，他們預測有關愛滋病的知溝會逐漸縮小，他們的調查發現，在魔術強森事件之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愛滋病知識差距有縮小趨勢。事實上，教育程度低者的愛滋病知識增長幅度較大，因此趕上教育程度高者得愛滋病知識。
夏普的研究，可以說是對前面幾個研究的進一步支持，同樣認為動機是影響閱聽人資訊尋求的最重要因素，而且，證實在閱聽人尋求資訊的動機很強時，知溝將不會擴大，反而有縮小的可能。
羅吉斯（Rogers）認為知溝不僅可能出現在知識/資訊層面，也可能出現在態度與行為層面，知溝不限於大眾媒體，而應涵括人際傳播效果，以及人際傳播與大眾媒體的統合效果。最後，羅吉斯也建議，知溝不見得只是發生在兩種不同類屬的閱聽人，而且社經地位及其相關因素，並非造成知溝的唯一閱聽人因素。 吉諾瓦與格林伯（Genova & Greenberg,1981）發現，閱聽人本身對某一資訊的興趣，比社經地位或教育程度更能解釋知溝的形成，他們鎖定閱聽人的兩類興趣，分為
- 自利興趣（某資訊對個人的有用程度）
- 社會興趣（某資訊對個人社會生活及人際關係的有用程度）
吉諾瓦發現，閱聽人本身的興趣遠比教育程度更能影響其新聞事件知識攝取量，社會興趣又比自立興趣重要，因此，吉諾瓦與格林伯結論說：「此一命題要比原始的知溝假設樂觀的多，提供增長公眾知識的另類管道。」
而派克（E. B. Parker）與唐恩（D. A. Dunn）則認為：
這些新的資訊科技最大的淺歷事大幅降低教育的單位成本，如此一來，社會將更有能力提供美個人開放而平等的學習機會。
然而，就實際情況來說，新科技及資訊公平傳播給公眾的效果還不明顯，特別是對那些處於較弱勢地位的公民而言，因為心傳播科技都非常昂貴，社經地位高者自然要比社經地位低者有更多地使用機會，新傳播科技可能帶來不良影響，造成「知溝」擴大，誠如派克與唐恩所言：
若非每個人都有平等近用資訊的機會，「資訊富者」將因新科技的出現而更富，「資訊貧者」則相對上更為貧窮。這樣的資訊鴻溝將會增加社會的緊張程度，使社會瀕臨危境。
潘與麥克勞（Pan & Mcleod,1991）呼籲為知溝假設發展更好的立論基礎，他們如此界定傳統知溝研究：
- 將研究焦點置於個人知識攝取情況的微觀或個人層次
- 將研究焦點置於社會層次，強調資訊控制與社區結構及權力階層分佈的關係
潘與麥克勞主張應結合個人層次與社會層次，以擴充知溝研究的理論基礎。如欲擴充此研究，研究者應納入個別媒體編輯的認知過程，包括內化的專業規範與意理的影響力。 晚進的知溝研究已嘗試釐清若干重要因素（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及興趣動機）與知識攝取量的關係。 為什麼被認為動機較強的閱聽人不一定有積極的資訊尋求行為？韋爾（Weir）援引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階層」（hierachy of needs），試圖分析人們的資訊需求。馬斯洛的需求階層描繪的是人類從滿足基本生物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自尊及自我實現等。根據馬斯洛的需求，韋爾提出「資訊尋求行為階層」（hierarchy of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ur）。韋爾認為，個人資訊尋求行為決定於其在此階層模式中的位置，只有滿足較基本的需求後，個人才會尋求更高層次的資訊需求滿足，知溝的發生，在韋爾看來，是出於個人認為某些資運對自己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