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為政府機關公職人員，為何需要瞭解傳播媒體？對傳播理論的熟悉是否有助於在相關業務上理解傳播媒體與傳播現象？請舉例說明。（25 分）

公職人員要了解傳播媒體的原因

公職人員要學習傳播媒體知識的原因與政治「媒介化」（mediatizatoin）有關，KentAsp首先使用「媒介化」一詞，強調媒介已經介入社會活動（文化、娛樂、政治等），有時能重塑社會活動場域裡特定制度的實踐。

媒介化的運作方式大致有四種（Schulz），對政治場域的實踐大致如下：

（1）延伸（extension）：媒介技術延展了人類溝通與傳播本能的界線；像是政治人物利用Twitter、Facebook對本國與外國民眾傳達外交政策，打破了距離的限制。

（2）取代（substitution）：媒介部份或完全取代社會行動以及社會機構，且因此改變了他們的性格；例如：民眾在家看政治人物的線上直播取代了坐在台下聆聽演講。

（3）交融（amalgamation）：媒介行動與非媒介行動之間界線模糊，媒介滲透到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與專業化領域中；例如：人們在捷運上通勤時，使用手機閱讀政治新聞。

（4）遷就（accommodation）：因為媒介存在的事實所導引的社會改變，意即各種不同專業領域裡的組織或個人必須遷就媒介操作訊息的方式，例如：政治人物遷就社群媒體來營造形象，總統候選人與網紅一起旅行、參加活動、跳舞（？？），成為迷因（meme）。

而公職人員與政治人物都在政府組織工作，也會有「政治媒介化」的情形發生，因此，若公職人員可以了解一些傳播媒體的知識，對「政策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政策行銷」（political marketing）可能有幫助。

公職人員對傳播理論的熟悉可能有助於在業務上理解傳播媒體與傳播現象

若公職人員不懂傳播理論可能會使組織發生公關危機（crisis），公職人員在使用媒體溝通時，偶爾會說出錯誤的言論，導致同僚需要幫該公職人員處理組織危機，修復組織形象，恢復民眾對政府組織的信任。

在上面的這個情況下，如果該失言的公職人員過去曾學習過Jame Grunig的公關四模式中的雙向對等性溝通模式、優異公關理論的話，可能就不會擺出古裝劇中的「好大的官威阿！」的高姿態來挑釁民眾，進而減少政府危機發生的機率。

我們所學習到的傳播理論都是研究學者們分析各國的案例之後，利用量化或質化的研究方法所做出來的結論，是各國經驗的累積，因此，政府公職人員熟悉傳播理論的話，可以效仿國外的傳播經驗並加以改良，或許能訂出更好的傳播策略。

例子：Covid疫情期間，政府利用媒體與民眾溝通

Covid疫情造成人心恐慌，大家不了解如何處理疫情的風險（risk），害怕自己或家人死亡，因此，衛福部時常透過媒體來與民眾溝通，有時是例行的記者會，也有的時候是重大政策的發佈（如：施打疫苗），大家在疫情期間都依賴媒體得到資訊。

以Jame Grunig的公關四模式檢視疫情期間政府的作為，疫情期間，政府公關人員用盡各種管道進行說服性的宣傳（ persuasive publicity），取得所有人的共識，達成防疫目標，Jame Grnig提出的公關四模式為新聞代理（symmetrial relation）、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雙向不對等（two-way asymmetric）、雙向對等（two-way symmetric）。

一、新聞代理以宣傳為主，不過資訊不完整，像是政府告訴大家何時疫情開始、疫情結束。

二、在不對等溝通方面，政府也採用公共資訊模式，將死亡人數、確診人數、疫苗施打日期、方式、種類公佈出來，因為這是所有人都想要知道的公共資訊。

三、除了不對等溝通的兩個模式之外，政府也有採用雙向不對等模式，疫情期間民眾希望台灣政府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Taiwan can help !），政府就進行口罩外交，幫助口罩不足的國家，此舉提升了台灣的國際重要性。

四、政府用粉絲專頁、記者會、市民電話與民眾進行「雙向對等溝通」。

而各地衛生當局也花了大量時間與民眾溝通，當民眾對疫苗政策有疑慮時，政府會出來說話並鼓勵大家施打，然後民眾對高端疫苗有質疑時，政府也得要回應，而人民關注口罩解禁的議題，衛福部說明了解禁的時間以及原因，公關活動雖不能讓全體台灣人民滿意，但也多數的台灣人民度過了疫情。

因此，在疫情期間，人人減少社會互動，大多依賴傳播媒體來得知訊息，政府公關工作更為重要，這些都是結合了公衛專業與傳播專業才能處理的，因此，政府機關公職人員多瞭解傳播媒體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