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里遜（Graham T. Allison）在其名著《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中，以 1962 年古巴危機為例，透過分析美國與蘇聯的諸種作為，介紹與提出三種外交決策模式︰
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內容及其應用理性決策分析將人的決策過程視為單純理性的思考，認為決策者會依照理性的判斷，依據所得的大量資訊，自覺地在決策過程中將利益或價值極大化，而且在理性模式中，決策者所能選擇的模式與後果都是已知的。理性模式視國家或政府為理性的個人，在面對緊急狀況時，仍會有條不紊的照著下列程序行事︰
界定政策目標；了解問題的本質與可能涉
及的層面；
詳列各種可行的方案；進行方案可行性優劣評估；選擇最佳方案行之。
按照理性程序來看，蘇聯運送核武到古巴這件事，絕對是對美國底線的嚴重侵犯。在甘迺迪與時任蘇聯外長會晤後，美國相信蘇聯是出於柏林問題的考量，作出此次的行動。美國最後選取的目標在於，利用美國的地區優勢，展現出要求撤回古巴飛彈的決心，但同時讓莫斯科政府有時間及空間可以撤回而不受羞辱。
美國為了達到前述的目標，方案有：什麼都不做；外交施壓；秘密接觸卡斯楚；入侵古巴；空襲飛彈基地；封鎖等。
很明顯的，各種選項中效用最大的就是封鎖，因為最符合一開始選定的目標，雖然還是以軍事力量作為嚇阻，但藉由展現較低的姿態，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組織模式（Organizational Model）：內容及其應用組織模式，即組織程序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dure model），此模式強調政策乃組織發揮功能的結果。政府各單位組織面對外交事件時，主要依照他們平日就已經建立起來的處理習慣來行動，外交政策的制定就是由外交決策相關組織依照其「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所衍生出來的政策決定。
在 1962 年發生的古巴飛彈危機，起因是蘇聯運送可以搭載核彈頭的洲際飛彈到古巴，射程可涵蓋全美國且已經開始架設飛彈基地。這件事情因被美國的 U2 偵查機輕易空拍而震驚全世界。
一般而言，飛彈基地的架設，總會想盡辦法隱藏與偽裝，否則對手將可輕易地摧毀設施。但是，蘇聯在此過程中卻毫無隱藏之意，飛彈輕易被對手看得清清楚楚，究竟發生什麼問題？
組織模式告訴吾人，原因在於飛彈基地的架設，工作內容非常繁雜，通常都會有許多的「標準作業程序」，以方便執行；蘇聯的飛彈基地架設 SOP，特別是偽裝的部分，是依照蘇聯本土的地形、地貌設計的，而蘇聯的冰天雪地跟古巴的熱帶地形氣候是天差地遠；所以當士兵跟工程師們依照蘇聯既有的飛彈基地架設 SOP 行事的時候，飛彈上的偽裝塗料、飛彈基地的架設工法，看起來反而覺得非常顯眼，完全沒有偽裝的功能。
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內容及其應用官僚模式，即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又稱為官僚政治典範（bureaucratic politics paradigm）或官僚議價模式（bureaucratic bargaining model）。此模式強調，政府內的各個單位皆有其獨立地位，而政府的權力即是被這些單位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