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新聞學概要

一、現代社會充滿各種科技風險及健康風險等,媒體如何報導風險,影響民
眾對風險的認知與評估。試申論媒體在風險傳播所扮演的角色及功能,
並舉一實例說明媒體的報導是否稱職。(25分)

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是一個為公眾提供減少焦慮和恐慌的信息以及有助於其應對危機的建議的過程。 美國9.11事件以來,風險傳播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有效的風險傳播能夠快速提高人們應對、防範突發公共事件危害的意識和技能,消除無謂的恐慌情緒,保持社會穩定。 一個好的風險傳播活動應遵循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口徑一致、設身處地、沉穩機智五項基本原則。對公眾的緊張、焦慮情緒,甚至不恰當的行為要給與理解和同情(empathy),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同時還要廣開渠道,力爭使公眾參與進來(partner),共同為解決危機出主意、想辦法。

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是一個為公眾提供減少焦慮和恐慌的信息以及有助於其應對危機的建議的過程。 美國9.11事件以來,風險傳播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有效的風險傳播能夠快速提高人們應對、防範突發公共事件危害的意識和技能,消除無謂的恐慌情緒,保持社會穩定。 一個好的風險傳播活動應遵循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口徑一致、設身處地、沉穩機智五項基本原則。具體的說:

1.審時度勢: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和掌握突發公事件的發生和進展情況,特別是要重視專家和專業機構的意見和建議,做到心中有數;一方面要了解和掌握輿情動態,特別是“意見領袖”們的輿論動向,做到知己知彼。在此基礎上,形成風險傳播的計畫方案和核心信息,有的放矢。

2.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要向公眾實事求是地公布有關突發事件的發生和進展情況,指出事件對人們的生命、生活、財產、健康的影響,公布政府部門所採取的措施,中肯地提出如何應對的建議,要避免過度保證和許諾。

3.口徑一致:無論是政府領導、專家權威還是研究機構,一旦形成風險傳播的工作計畫和核心信息,都要保持一致的口徑,一人一種說法,莫衷一是,會使人們無所適從、聽信流言(rumors),對於人們的恐慌情緒猶如煽風點火、火上澆油。

4.設身處地:風險傳播者需要隨時換位思考:如果我是普通公眾中的一員會怎想、怎么辦?對公眾的緊張、焦慮情緒,甚至不恰當的行為要給與理解和同情(empathy),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同時還要廣開渠道,力爭使公眾參與進來(partner),共同為解決危機出主意、想辦法。

5.沉穩機智:井井有條的工作秩序和沉穩的工作作風會給公眾以安全感和信賴感(trust and credibility),而在實施風險傳播計畫之前,與主要媒體的記者、“意見領袖”們進行非正式的溝通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要理解記者的職業特點,他們並不是總是報導壞訊息,他們實際上也是公眾的一員,他們想知道的正是公眾想知道的。

新冠病毒的風險溝通

就新興傳染病的危機與風險溝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在 2002 年發展出危機
和緊急風險溝通(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CERC)模
式,以應對炭疽病發作期間公衛機構與公眾的溝通不足,並對 H5N1 與
大規模流感造成的威脅作準備,為衛生專業人員提供培訓工具,在緊急
情況和公共衛生危機期間提供個人、社區、風險承擔者有效溝通的資
源,幫助他們做出更佳決策(Seeger, Reynolds, & Sellnow, 2013)。
CERC 的核心論點是確定性、效力、信任,這是 CDC 在傳染病爆發期間
能否取得公眾依從和支持的關鍵,CDC向公眾提供有關健康和社會風險
的信息,希望能改善風險承擔者的溝通及決策能力,最終挽救生命,但
危機信息的傳播高度仰賴於新聞媒體的報導框架(Ophir, 2018)。
Deng & Yang (2021)透過社會網絡分析 COVID-19 爆發期間的
Twitter 貼文發現,美國總統川普的個人帳號(@realDonaldTrump)、公
衛機構(@WHO、@CDCgov)、主流新聞媒體(@CNN、@ABC、
@FOXNews)等意見領袖仍是人們轉發社群媒體訊息的主要節點。

社群媒體與風險傳播

前述風險溝通模式認為科學知識的溝通可以降低人們對不確定的焦
慮,但這種模式強調科學理性,忽視人們遇到面對災難風險時的焦慮與
恐懼情緒,會引發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資訊尋求、召喚行為與情感撫慰
的行為(鄭宇君、陳百齡,2012)。
Chadwick(2013)提出混合媒介系統(Hybrid Media System)的概
念,他認為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的混合生態是當代傳播活動的常態,人
們的傳播行為經常是跨越不同媒體平臺進行。社交媒體作為混合媒介系
統的一環,其內在結構鑲結了網絡化訊息擴散與用戶連結的可能,社交
媒體貼文裡的超連結,可以指向專業新聞網站、YouTube 影音網站,以
及其他各種類型網站(鄭宇君,2016)。當用戶分享新聞媒體的超連
結,可加速傳統新聞媒體內容在社交媒體擴散,群眾又可透過集體守門
機制來過濾訊息在不同平臺間的擴散速度,決定哪些新聞會被大眾流
傳,或即時更正有問題的不實資訊(Bruns, 2018)。
Trilling, Tolochko, & Bursher(2017)認為社交媒體訊息的分享價值
比新聞價值更重要,用戶會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個人所關心的政治議題,
一則訊息的分享價值決定它在社交媒體上的擴散能量。Rantasila, Sirola,
Kekkonen, Valaskivi, & Kunelius(2018)研究日本福島核洩漏事件五周
年紀念的Twitter推文分析,探討社交平臺上對於災難的集體紀念活動,
一方面傳統新聞媒體利用社交媒體進行新舊媒體的整合,讓其專題報導

觸及更多受眾,另一方面社群通過集體紀念儀式塑造對災難事件的共同
記憶,社交媒體上的菁英用戶(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意見領袖),和一
般大眾之間形成了權力關係,前者作為訊息守門與傳遞的角色,某種程
度將災難的儀式化紀念轉移到政治層面,作者認為社交媒體對話可協助
社群實踐集體悲傷與表達同情,Twitter 能放大、豐富、分歧化社群的不
同聲音。

在風險與危機事件中,社交媒體平臺的訊息流通取決於兩個
層面,一方面是政府機構或主流媒體發布訊息必須融入並使用社交媒體
的邏輯,如:主題標籤、標示帳號、超連結等方式,吸引社交媒體用戶
轉發以增加新聞訊息的能見度,才能在風險溝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
方面,社交媒體可彙集群眾力量尋求與過濾資訊,以降低災難帶來的不
確定性。

假訊息與風險傳播

三、社交媒體的假訊息與運算宣傳
2020 年初 COVID-19 爆發期間正值中美貿易戰,中國與美國的關係
緊張,且疫情從中國武漢開始擴散到全球,使得相關討論議題不僅在於
公共衛生與健康層面,也是全球政治與外交議題。此一複雜性造成
COVID-19 的相關訊息傳播除了涉及風險傳播,也與社交媒體的假訊息
與運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相關。
社交媒體的假訊息意指人們經常在網上共享的低品質、欺騙性信息
和其他形式的有害信息,像是將事實與虛構結合,或是新聞與評論夾
雜,或以新聞為包裝的內容農場,這些拙劣的新聞和訊息混淆了公眾對
於專業新聞的信賴( Bradshaw, Howard, Kollanyi, & Neudert, 2019;
Neudert, Howard, & Kollanyi, 2019)。
Bakker(2012)就指出內容農場或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式的線上新聞對於專業新聞的危機,這類線上媒體刊載大量低成
本或免費內容,這些內容來自業餘作家或部落客投稿,媒體不必僱用專
職記者進行採訪報導,而是利用網路聚合等技術讓這類文章更容易被讀
者搜尋到,即可獲得大量的點閱率。到了現今,這類文章大量充斥網
路,Bradshaw et al.(2019)與 Neudert et al.(2019)甚至以「垃圾新
聞」(junk news)來描述這些品質不良的新聞或訊息來源,他們分析了
2016 美國及歐洲選舉期間社交媒體用戶分享的大量超連結所指向的資訊
來源網站,發現「垃圾新聞」被分享的比例遠高於專業新聞,他們歸納
「垃圾新聞」經常具有以下特徵:(1) 專業性不足:未對消息來源進行
專業新聞採訪及報導,並提供真實作者、編輯和媒體擁有者的訊息;(2)
風格聳動:使用誇大的情感性語言、誘餌式標題;(3) 信譽不佳:文章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五四期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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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現假訊息或陰謀論,未進行事實查核;(4) 具有偏見:文章內的消
息來源具高度偏見或意識型態偏差;(5) 偽造的新聞網站。他們認為當
網路媒體或訊息發布來源滿足上述三個條件以上,便可稱為是「垃圾新
聞」。本研究認為第一個條件「專業性」是最能判斷內容農場與專業新
聞的差異,由於內容農場文章是自由撰稿人投稿,網站不負責查證內
容,讓它成為假訊息散布的溫床。
這些低品質的內容農場讓資訊操弄者有更多機會來進行運算宣傳,
意指有心人士使用演算法、自動化程式與大數據方式來影響公共表達與
公眾認知,包括使用大量網軍或社交機器人進行有組織性的資訊操弄,
發送大量假訊息、運算宣傳作為資訊控制的手段,在民主國家與極權國
家都會發生,特別是政府及政黨用社交媒體來操弄公共態度及民意
(Woolley & Howard, 2019)。
牛津大學網際網路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OII)在 2019 年
10 月發布的最新報告指出,除了俄羅斯的資訊操弄廣為人知外,中國已
成為全球假訊息的主要參與者,證據顯示中國過去的運算宣傳大多數發
生在國內平臺,如:微博、微信、QQ。直到 2019 年香港抗議活動,中
國積極使用 Facebook, Twitter 和 YouTube,除了對國內民眾宣傳,也對
境外的跨國社交媒體進行外宣,操作目的是壓制基本人權(特別是表達
自由)、抹黑政治對手,淹沒反對意見(Bradshaw & Howard, 2019)。
社交媒體的假帳號又稱為非真實性用戶(unauthentic users),OII
這份針對全球運算宣傳的研究,將假帳號分為四種類型:(1) 人工帳
號:真人作為網路評論員大量發送貼文或評論,同時使用多個帳號進行
協同行為,在特定時間一起發布相同內容,目的是創造某種傾向的言論
聲量,影響演算法判斷何者是熱門話題;(2) 機器帳號(social bots):
由機器程式冒充一般用戶自動發送大量訊息或評論,作為訊息擴大器;
全球傳染病風險下的社交媒體訊息分享:Twitter 社群的COVID-19 貼文內容與超連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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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型帳號:人工操作加上機器程式發送,可能人工編寫內容,但
用程式發送作為訊息擴大器;(4) 假冒名人帳號或盜用他人帳號。社交
媒體的資訊操弄幾乎都來自前二類假帳號,第一種最多,第二種次之,
經常是二者併用,創造大量的發文或評論(同上引)。
Aral(2020)也舉證機器帳號在運算宣傳的作用,這類機器帳號網
絡相互追蹤轉推,一起在社群媒體上創造趨勢主題,機器帳號有時也會
追蹤一些普通帳號,目的是為了劫持支持己方議題的迷因(meme),
以達到政治宣傳為目的。換言之,原本只是某個普通使用者發布一個帶
有特定主題標籤的迷因,而機器帳號網絡操縱者發現這個主題標籤及迷
因能用來支持己方議題,因此大量機器帳號特地去追蹤這些普通用戶並
大量轉發帶有這個標籤的迷因,目的是刻意讓這個主題標籤成為熱門趨
勢,以讓更多人看見。但 Keller, Schoch, Stier, & Yang(2020)等人研究
發現,並不是所有假帳號都是機器帳號,一些假帳號會由真人來經營,
他們懂得反制偵測機器帳號手法,這些假帳號之間的協調方式包括:(1)
轉發彼此內容,提高訊息覆蓋率;(2) 刻意對同一內容進行關注,以提
高它在社群媒體上被推薦的機率; (3) 偽草根宣傳( astroturfing
campaign),由行銷公司或組織同時經營多個帳號,平日偽裝成一般用
戶,一旦接獲指示則由不同帳號同時發布相同消息,此方法最能看出人
為干預的痕跡。
何清漣(2019)在《紅色滲透》一書中剖析了中國政府對外宣傳的
方式,包括重金吸引西方記者加盟外宣陣營、開辦海外中文媒體,或是
籠罩海外媒體,特別強調外宣的「本土化」策略: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
習慣、貼近對中國的訊息需求。近年來,中國外宣的手段從開辦或影響
新聞媒體機構,也開始滲透各種社交媒體,包括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等平臺都開始意識到中國網軍的運算宣傳。2019 年香港反送中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五四期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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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期間,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合作刪除大量中國網軍的假帳號
與錯誤資訊。
Bolsover & Howard(2019)分析 2017 年 1-2 月 Twitter 上 110 萬有
關中國或中國政治的貼文,試圖確認是否有機器程式自動化操作痕跡,
結果與預期落差,沒有發現親中國立場的自動化證據,反而發現自動化
貼文與反中國的觀點有關,並以簡體中文發布,目標是針對翻牆使用
Twitter 的中國用戶或海外華人。Wang, Lee, Wu, & Shen(2020)分析被
Twitter 刪除且使用#usavirus 標籤的推文,這個主題標籤意指在中國散布
的陰謀論──聲稱 COVID 是美國製造的病毒,他們發現帶有這個標籤
的推文是英文書寫,但通常附帶一個簡體中文的截圖檔,且發文時間都
是中國上班時間,因此認為它是中國網軍發文,目的是刻意影響翻牆的
中國用戶或海外華人。簡言之,Twitter 上對於中國政治的討論,無論是
親中或反中的立場都有使用運算宣傳的痕跡。這點與 Walter, Ophir, &
Jamieson(2020)針對俄羅斯網路研究機構(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IRA)網軍研究的發現類似,IRA 網軍帳號會發送支持川普與反對川普
貼文,也有反疫苗與支持疫苗的貼文,目的是要分裂美國社群的認同。
這些資訊操弄模式主要透過擴大器帳號(網軍或社交機器帳號)分
享特定超連結,這些超連結來自內容農場或假訊息網站。當眾多帳號同
時分享特定連結會影響社交平臺演算法,擴大這些連結在整體網路的能
見度,吸引不知情的公眾閱讀並轉發,進而影響更多公眾。OII 研究團
隊比較 2016 年美國大選與 2018 年美國總統國情咨文演說(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在 Twitter 上的大量政治對話,分析用戶實際分享的內
容,發現分享專業新聞連結與問題訊息連結的比例為 1:1,且擴大器帳
號促發分享的比例在選舉事件期間大幅增加,由政黨、政府官員和政策
專家等傳統政治菁英所促發的分享卻僅占小部分(Bradshaw et. al., 2019;
全球傳染病風險下的社交媒體訊息分享:Twitter 社群的COVID-19 貼文內容與超連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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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dert et. al., 2019)。
Giglietto, Righetti, & Marino(September 20, 2019)對 2018 年義大利
選舉與 2019 年歐洲大選研究也有類似發現,他們發現一些網絡很短時
間內在Facebook 上共享了相同的政治新聞,查出某些網絡具有協同性不
實連結的分享行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link sharing behavior),進一
步分析這些參與協同性連結分享的專頁,有些是政治類、有些是娛樂或
生活類,當它們同時分享特定訊息連結時,這些訊息會觸及那些平日不
關心政治議題的受眾,讓這些連結在Facebook上獲得比專業新聞更多的
用戶參與。
簡言之,運算宣傳是透過網軍與社交機器帳號分享特定宣傳內容給
用戶,進而觸發了大量虛假的、具偏見訊息的傳播,以擴大特定超連結
在網路的能見度。這些連結往往指向的是缺乏明確發行單位與專業公信
力的內容農場或假訊息網站,它們透過這種方式創造一個即時宣傳的生
態系統,針對特定議題和新聞事件進行大規模「反應」,立即形成「網
路輿論」影響更多的人,有時它的影響力勝過傳統的政治重要節點與新
聞媒體。

新聞框架

框架的概念源自社會學者 Ervin Goffman(1974),多半被定義為
傳者提供給受者的理解符號詮釋規則。框架雖然內部組織程度不同,但
任何一個框架都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理解、思路或視角。這種選擇、凸顯
的過程,謂之「框架化」(潘忠黨,2006)。議題的新聞框架化包含新
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些層面,藉此定義其作為一種問
題、提出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提供道德評估與處理方式的建議
(Entman, 1993)。易言之,框架化基本上涉及新聞論述評價最主要從
何面向切入,即記者為文的方式或陳述的策略,關乎其背後的哲學或意
識形態(徐美苓,2015)。

風險社會理論

1.何謂「風險」?
風險哲學研究者 Hansson 正確地指出了「風險」一詞乃具有諸多層
次的複雜性,他認為風險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的意涵(Hansson, 2002:
40-41):
1.「風險」一詞普遍用以指涉這種情形:有某種令人反感的事物,
它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但我們卻不能確認它究竟會不會發生。
2.「風險」在某些場合中,所指涉者是某些令人反感的事物其發生
的機率(probability)。
3.至於在專業的風險分析領域裡,「風險」通常指稱一種表示某項事
物或行為其後續影響的嚴重程度。特別是,這些事物儘管明知其
危害甚高、非吾等所欲(如核子武器、墾伐山林等),但為了某些
利益因素(如政治、經濟、軍事等),人類卻仍刻意追求,導致該
事物的負面效果發生的機率倍增。
上述定義固然足以表徵風險的一般意涵,並掌握到風險的核心特
徵 – 危害(hazards)在未來發生的可能性(probability)4
,但仍僅是
觸及風險表象的一般觀察
害」(hazards in future)的概念,位居此時的我們必然無法切實掌握風險
的內容與程度,而只能推測其可能性,擬構一套關於風險的想像性論述,
並據此進行風險評估、計算與政治商議。所以風險是一套對未來的社會
建構(Beck, 1992, 1999),風險社會的成形顛覆了「由過去決定現在」
的歷史演化邏輯,而是由「未來」 – 不存在的、虛構的、想像的事物 –
成為影響我們現在行為、決策的主因(Beck 著,孫治本譯,1999: 135)。
再者,風險必然含有若干不確定性(uncertainty)但並非是個對人類
而言全然未知(unknown)的事物,而是可被部分知悉的(partially known,
但卻也可能被人們所忽視掉)。人們根據對事物所知悉的「部分」,來試
圖推估事物的「總體」 – 包括那未知的風險。因此,在工業社會的風險
觀下,風險是可以被預測(predictable)、被估算(calculable)、可掌控
(controllable)、可回復的(restorable)。但在風險社會中,Beck 更進一
步強調由於社會與知識的高度分化與複雜分工,風險(特別是全球化風
險)可被人類掌握的部分愈形渺小,變得更具高度不確定性、高危險性、
難回復性、難評估性、擴散速度難以掌握、跨國界領域等特性。兩者間
有著認知典範上的差異(見周桂田,2000b: 89, 2003: 8)。
此外,風險的產生必然涉及人為的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Beck,
1992, 1999; Hansson, 2002; Luhmann, 1993; 周桂田,1998b、2000a、
2000b、2001;孫治本,2001a),亦即人們在目的理性的導引下,為了達
成特定目標,憑藉著相關資訊來推估各種可能選項(options)所蘊含的
風險程度,而在這種評估過程中理應涉及價值理性的導入。然而,在工
業社會的技術經濟(techno-economic)發展邏輯主導之下,社會主控的
政治、經濟體系往往一味遵循著此種「簡單現代化」( simple
modernization)的單線演化邏輯5
,從而使得經濟理性、技術理性凌駕於其他價值的考量(如永續發展、人道主義等),風險的評估也因此容易受
到「經濟優先」的價值所干預,導致了風險較高的決策結果(尤其是生
態風險)6
。是故,風險社會是一個自作自受(self-confrontation)的社會
(Beck, 1992; 周桂田,1998a、1998b、2000a、2000b;顧忠華,2001)。
是故,Beck 對風險採取了一個兼含鉅觀時間 – 社會面向的定義:
風險是「起因於特定技術過程(technological process)或其他過程的具
體傷害(physical harm),其發生的機率(Beck, 1992: 4)。」Beck 的定
義,除了保留風險的「機率性」即「未來性」成分外,尚有兩層特別意
涵:(1)強調當代風險是人為決策的產物;(2)強調風險是工業社會的
技術經濟發展邏輯主導的產物,亦即社會發展所產生之不可逃避的副作
用(side-effects)。

風險傳播的媒體角色

1.風險社會下的媒體角色

PJ : 公共新聞學

筆者在前方曾指出,大眾媒體是風險社會中的「準專家機制」
(quasi-expert mechanism),學者曾對風險社會理論中的媒體角色做一檢
視,但仍有其不足之處,而 Beck 本人亦對風險社會中媒體的角色缺乏
系統性的鋪陳。因此筆者首先重新耙梳風險社會的媒體角色如下:
1.媒體是風險的再現(representation)機制。媒體是社會的「文化
之眼」(cultural eyes),可將各類已發生的社會風險事件再現成為文字或
影像符號(特別是電視畫面及新聞圖片)以供社會公眾進一步認識,喚
醒社會的風險意識和警覺心(Beck, 1997: 123, 1995: 101, 1999: 71; Cottle,
1998: 16; Luhmann, 1993: 141; Singer & Endreny, 1993: 10)25。
2.媒體是風險的定義(definition)機制26。Beck 特別重視風險社會
中的風險定義關係(definition relationships of risk),因為風險的定義將決定國家政策、社會發展,並且影響到風險的社會分配狀態,甚至是社
會財富的分配,亦即涉及社會正義的存在形式(Douglas, 1992: 45)。於
是,風險本身即充滿政治性(Beck, 1992: 197; Douglas, 1992: 44-45)。在
這種社會建構論的風險觀中,由於風險的內涵複雜且不可知,所以各方
勢力及利益團體無不積極於此競爭(例如基因改造食品是否該特別標籤
等等,便涉及了消費者、食品商、學界乃至國際政治等層次的多重角力),
各自提出一套風險論述來競逐風險定義的建構以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媒
體所提供的新聞論述,無疑是定義當代風險的重要力量,因為媒體的大
眾傳播特性,使得出現在媒體上的資訊/知識能夠廣為人知、影響深遠;
又知識是建構當代風險的關鍵因素,風險的內涵亦會隨著主控知識的變
遷而轉變,因此媒體正是傳播知識、樹立知識主導地位、界定風險的關
鍵機制(Beck, 1992: 23-24, 55)。於是,不僅風險定義成為各方的競技場,
甚至連媒體本身也可能成為各類權力集團、知識論述與意識形態的競爭
角力場域。故而我們也須特別留意那些施壓在媒體產權、內部組織、運
作過程等層面試圖操縱知識生產的各種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力(Ibid.:
46)。
3.媒體是風險的監督(supervision)機制27
。媒體長期以來被視為民
主社會的守門犬(watchdog),而在風險社會中這個角色則更形重要。媒
體,由於其特殊的公共性質,不僅一方面應當權充社會的警鐘(social
alarm),提醒社會關注可能發生的風險或者提供已發生風險的防範對策
(周桂田,2002);另方面媒體必須審慎監督、批判專家系統中關於科技
發展的風險決策過程,使之透明化、公開化,讓公眾得以接近瞭解相關
資訊,並使得技術官僚與科學專家不得濫權以公共利益之犧牲來遂行利
己之事28。

媒體是風險的資訊/知識導管 ( information/knowledge
conduit)。媒體應當盡可能地掌握全球各地的風險事件以及風險社運的
發展來為在地社會把門,並持續將風險相關資訊導入社會內部,提供公
民和專家體系來凝聚風險意識、做出防範對策。此外,媒體藉由提供風
險資訊給予公民大眾,亦等於對公民大眾進行賦權培力(empowerment)
的啟蒙工作,一方面提升公民的風險知識基模,使其有充分知識和能力
來監督國家技術官僚及專家系統的作為與言論,並參與風險決策之論
辯、決策過程(Ibid.: 101);另方面亦讓公民大眾得以自發地組織各類「次
政治」行動甚至組成公民社運團體來捍衛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風險倫
理也因此得以較好地實現。於是乎,身為風險社會「結構」之一的大眾
媒體在提供資訊形塑公眾個人生活之際,也同時成為公眾「行動」資源
的主要來源。
5.媒體是風險社會的溝通(communication)機制。當風險即將到來、
或者化做生活中的具體危害時,媒體一方面應當適切地扮演政府官僚、
專家系統與公民大眾間的資訊橋樑,協助專家系統有效地將風險資訊傳
布出去,降低公眾對於風險的疑慮與不安,穩定民間社會對政府與專家
系統的信任(Miller & MacIntyre, 1999, 轉引自周桂田,2003: 10;顧忠
華,2003);另方面,更為理想的情境是,風險溝通應該引入公眾參與
(public involvement)(周桂田,2002: 12)。藉此不但可使公民大眾及社
會理性共同參與風險定義和決策成為可能,讓公民聲音與另類專家的意
見得被科學專家與技術官僚聆聽,並責成專家及統治者負責地做出有效
回應,同時也真正體現「溝通」(communication)原有之平等、民主、
雙向的互動特性,解消大眾傳播所衍生的單向權力宰制之弊病。
6.媒體是風險在公/私領域間的切換(switch)機制。公眾透過媒體資訊來認知風險的存在,將風險轉入自身的生活私領域,即「將外在環
境向內轉化為私有(Beck, 1992: 133)」,並從而影響自我的生活步調(如
SARS 期間的量體溫、戴口罩等措施);相對地,經由媒體的報導披露,
原屬於私領域的風險事件卻也可能因此「公共化」(publicized)(顧忠華,
2001: 35),從而廣為人知,並進一步轉入更多公眾的私領域、影響其生
活行為。
2.以 PJ 作為重構策略
筆者整理出風險社會的媒體角色,然而如何更進一步地讓大眾媒體
充分發揮其應有職能、並協助公眾進入風險政治場域來積極參與風險定
義與決策,亦即協助社會以更為民主的方式來治理風險?
筆者主張媒體採取 PJ 的運作模式來報導風險事件、風險決策,上
述理想便可獲得實踐契機。PJ 在風險社會中的運作形式主要包括:
1.媒體針對已發生或已能感知的風險事件進行報導,將風險具象化
為明確的符號,以利公眾察知、警覺。
2.藉由民調、訪談(包括焦點團體)等方式來進行公民風險意識的
評估,瞭解公民對特定(政策或技術所引發的)風險的認知與評
價;並且探知公民對風險的防範能力(主要是風險的預防知識與
物資上的需求)是否足夠,並將之公開報導,一方面廣為宣傳風
險預防知識,另方面亦可協助技術官僚與專家系統知悉該施行何
種社會救助政策以提高社會整體風險防範能力。
3.針對具有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特定技術發展或政府政策,媒體
應以公聽會的形式邀集政治人物、技術官僚、學者專家以及公民
代表,共同進行協商議論29。藉由象徵科學理性的專家系統與代表
社會理性的公民大眾彼此對話,來尋出一個最能符合社會整體利
益、保障社會安全的風險決策。
4.媒體應持續善盡民主社會守門犬的角色,在風險決策後長期地追
蹤政府官僚與專家系統的決策執行過程和成果,要求技術官僚為
其所為審慎負責;並同時追蹤公眾的風險意識與風險防範能力。
不僅可以監督風險的到來與否,亦可協助社會整體做出最佳的風
險應變狀態。
以前些時期傳布各國的禽流感為例,媒體首先可就國內外最新疫情
進行綜合報導,善盡風險再現的職能。媒體並集結專家學者之意見,報
導禽流感的病症、起因、傳染途徑、疫情傳布、防範策略等;並且以民
意調查、現場訪查等形式來探訪雞農、鴨農的現場觀察與防疫經驗,兩
者廣為報導以提供民眾作為防疫工作之參考,體現風險定義及資訊/知
識導管之職能。並且透過媒體的報導,使得原發生於私領域的流行病轉
換進入公領域,再經由資訊傳播至公民大眾,使得疫情進入廣大公眾的
生活私領域並對其日常生活產生影響,媒體把風險在公/私領域間的中
介轉換職能即展現於此。
此外,依循 PJ 的普遍模式,媒體可召開公聽會或社區會議,邀集
政治人物、地方官員、學者專家、農民代表、居民代表、消費者代表等
人士共同參與,讓公民意見、疑問與專家意見彼此對話、交流,讓科學
理性與社會理性、專家與另類專家彼此互通有無、理性論辯,非但體現
出一種較為民主的風險治理模式,也充分活化(activate)媒體所原有的
雙向溝通功能。此外,媒體本著守門犬的社會角色,持續觀察專家系統
與技術官僚的風險決策與風險治理,對之長期檢視並提出鼓勵或批評,
從中體現媒體的監督功能。
3.PJ 的賦權培力作用
這種 PJ 式的風險溝通策略,將可對風險社會下的大眾媒體、專家
系統、公民大眾、社會總體等產生程度不等的賦權培力作用
(empowerment)。以下分別說明。
a.大眾媒體層次
藉由 PJ 理念的導入與執行,媒體在六個角色的運作上分別都能有
所改善:
一、風險「再現」(representation)面向:過往媒體對風險的認知基
模,往往都由專家系統所建構,來自上層、具科技權威的專家知識模塑
了媒體對於風險的瞭解廣度與深度,然而誠如 Beck 一再強調,當代風
險社會中有太多風險是專家系統所無從感知、處理,反而是由公眾的生
活經驗中可以窺見一二。因此,PJ 的執行,無疑是將這群另類的專家納
入媒體自身的知識來源中,不僅得以擴大媒體對風險的認識與警覺,提
早做出報導對社會有所警示,另方面亦可擺脫專家權威的蓄意操弄。
二、風險「定義」(definition)面向:媒體是風險社會中極為重要的
風險定義者(Beck ,1992l; Cottle, 1998; 周桂田,2002),然而因循著傳
統的新聞價值(特別是「重要性」、「顯著性」等),媒體往往選擇依附高
社經地位的消息來源、學者專家以及政府官僚,因此自然容易使得媒體
上盡充斥著科學專家與技術官僚對風險的片面「權威」定義。但是,科
學專家與技術官僚,為了某些特別利益,可能試圖藉由資訊的壟斷與操
弄來掩飾風險的機率與危害,倘若媒體一味盡信其言,將不周延的風險
知識傳布至社會各角落,當風險發生,所造成的危害恐將難以估計。因
此,藉由 PJ 來納入公眾對風險的討論與界定,從公眾在私領域的生活
經驗、個人生涯史(biography),來更周延、細密地勾勒出風險的輪廓
(當然,至於那些對專家及公眾都難以感知的風險不在此討論範圍內)。
讓風險(特別是科技與政策的風險)成為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的角力場
域,藉由各方資訊的揭示、各方勢力的交會,使社會更加瞭解風險的全
貌。
三、風險「監督」(supervision)面向:PJ 將公民聲音引入政治場域
的運作中,媒體不僅可以知悉公眾需求、疑慮為何,從而針對性地對科
學專家與技術官僚進行更嚴謹的監督與批判,並且可以發展出更細緻的
預警新聞報導(alarm journalism)及調查新聞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四、風險「資訊/知識導管」(information/knowledge conduit)面向:
PJ 理念擴大了媒體的消息來源,讓媒體得以吸納更廣泛、更豐富的風險
相關資訊/知識,不僅提升媒體此一準專家機制的可信賴性
(trustworthiness),也可提供公眾更為踏實的生存安全感。
五、風險社會的「溝通」(communication)面向:過往大眾媒體被
習以「廣播」(broadcasting)一詞所等同,但這卻僅止於單向傳播的意
涵,亦即消息來源的單向宣傳(propaganda),即便爾後傳播理論界在閱
聽人反餽研究上的大鳴大放(無論是實證研究或文化研究),但媒體所應
具有的「雙向溝通」功能卻始終在現實社會上難得彰顯30。PJ 正是企圖
在社會實踐中落實媒體溝通功能(無論是有意或無意),PJ 將公眾納入
新聞產製過程,藉由自我分權(self-limited)的策略為公眾賦權培力,
使得新聞成為記者與公眾的協力產物,並將公眾的意見有效地呈送至政
治官僚面前,並要求其做出回應(Miller, 1994)。此外,公聽會的設置,
也使得公眾得以介入風險決策過程,亦即落實以「風險理性」替代科學
理性、技術理性的壟斷局面(Miller & MacIntyre, 1999, 轉引自周桂田,
2003: 10;周桂田,2002、2003;顧忠華,2003)。
六、風險在公/私領域的轉換(switch)面向:儘管媒體仍是將風險在公/私領域間進行中介轉換,但藉由 PJ,媒體將不再只是將私領域
的風險奇觀(spectacles)公共化,更重要的是本來僅流動在私領域的公
民意見、言論、生活經驗,能藉由 PJ 的參與而將之廣為散播,轉換成
公領域的論述資源,並得以參與風險社會的形塑。
此外,藉由 PJ,媒體更能從跳脫傳統新聞模式中反身檢視自我之不
足,調整對新聞的傳統定義的內容(Rosen ,1996),更為要者,是藉由重
建媒體與社區的聯繫,來找回讀者與媒體的聯繫 – 亦即提升媒體的讀
者、觀眾及聽眾31。
b.專家系統層次
專家系統有別於一般公眾,憑藉其專業知識與技能從而壟斷知識的
生產與風險的定義權,但高度複雜的當代風險已然不是專家所能全盤掌
握,專家不過是風險建構賽事中頂著專業光環的選手之一,但不見得能
順利主控賽事、奪下獎項。PJ 將公民社會中的另類專家納入風險建構過
程中,除了一方面可以擴充社會整體專家系統的風險知識深度與廣度,
另方面亦可讓專家系統接受公眾監督,並使專家系統躬身自省,瞭解自
身盲點所在或是否有何運作疏失。
此外,風險知識往往是長期的建構,隨著人類知識的變遷而演變
(Beck, 1992: 23)。因此專家系統與另類專家藉由在 PJ 的對話過程中,
進行資訊、經驗的互換,並可因此持續精進風險知識的鑽探,可能從而
有助於提高社會對於風險的認知、防範與治理。
再者,經由 PJ 的廣蒐民意,專家系統也更能有效率地獲知公民所
遭遇的難題為何(例如 SARS 時,民眾迫切希望瞭解哪裡可以買到口罩、
是不是只有 N95 才有用),並從而就此對症下藥,研發更切中社會需求
的風險知識,也更有效率地處理風險所引發的各項可能危害。
c.公民大眾層次
以往在民主代議制度以及傳播制度的限制下無法有效地進入公共領
域參與公共生活的運作,透過 PJ 的實踐,公民不僅獲得來自媒體的賦
權培力,醒覺其公民意識,涵養公民對話(Rosen, 1996: 55),提升自身
在政治場域的份量、修正政治權力天平的長久失衡;另方面亦可使得自
身所關注的議題 – 即便對政客的選戰原本不相干 – 獲得政治人物、政
府官僚、科學專家的正視與回應。亦即,公民參與終於獲得顯著成效。
此外,透過社區會談的參與,公民對於社區、媒體的聯繫將更為深
厚,公民與媒體未來在社區議題上更可以彼此合作、相輔相成,為社區
的未來發展貢獻心力。誠然,儘管公民才是 PJ 的主體,但是公民行動
所生產、累積的知識、經驗與公民資本(civic capital)亦需一塊得以貯
放、傳承的公開園地 – 而具備社區精神的新聞媒體正是最佳的伙伴
(Merritt, 1996)。
此外,藉由 PJ 的參與,公民擁有與科學專家與技術官僚直接對話
的機會,公民不僅得以更充分地獲知風險相關資訊,學習對風險的評估
與應對,並且亦能對風險決策提出質疑、批評與建言,凝聚社會整體同
舟共濟的群體意識,並對能開誠布公的專家系統擁有更充分的信任與安
全感32。公民的社會認同也從而得以根深蒂固,不易飄離。
d.社會總體層次
PJ 促成公民的參與風險決策,以及另類專家知識的流入專家系統
中,其對社會總體的主要影響有三:
1.社會總體的知識基模獲得成長擴充,對風險的認知與防治能力應
可有某種程度的提升。
2.由於社會多數公民(包括專家、官僚在內)得以參與風險決策,
因此風險責任便可平均分散於全體公眾。「人人均需擔負風險中的
公共責任」,乃是風險社會中的重要倫理(顧忠華,2001: 37;2003:
60 顧忠華等,2003),透過 PJ 的實踐,不僅可以集思廣益來評估、
應對風險;並且,亦可避免由少數專家決策、後果卻由全民攤付
的另一層風險:責任倫理上的風險。
3.由於風險決策過程的透明、開放及更為民主化,使得下層公民大
眾對上層專家系統及技術官僚的信任可以有所提升,強化社會內
部的整體連帶與互信,降低風險對人們的心理衝擊與憂懼,從而
減緩心理壓力所引發的諸多非理性行為。
4.PJ 在風險治理上的適用性及侷限性
PJ 改革起源於對於民主政治的不滿,而風險議題與政治議題性質有
別,PJ 此一理念果真適合移用到風險治理的革新上?
事實上,許多風險研究者均認為,當代風險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身體
上、物質上所遭受的可能危害,風險更涉及了社會結構運作的方方面面,
包括權力爭鬥、經濟利益、科技研發、國家發展、政治信仰等面向(Adams,
1993: 30; Beck, 1999: 70-71; Cohen, 1989: 39; Hornig, 1993: 95, quoted in
Allan, 2002: 92),因此風險存在的空間,亦是政治運作的空間。簡言之,
風險即政治(risks as politics)。
誠然,這樣的說法並非要抹煞風險議題與政治議題兩者間的差異
性,而是要指出當代風險的複雜性導致社會的風險預防、監督、治理等
工作均與政治場域的權力運作密切相關。甚至,從風險的定義到治理,
處處均佈滿多方權力爭鬥的刻痕。故而我們不能單純地將風險當成「無
能為力的意外」來對待,而是更要體認到風險的「人治」面向,從而更
為積極地以民主化的策略來治理風險、監控風險。
再者,從 PJ 所從事過的實驗案例,也可以發現 PJ 並非僅能侷於
政治議題的運用,它也可以經由不同的設計,轉而針對公民大眾的日常
生活、社區事務等來作為商議問題、解決問題的合宜機制33。又風險早
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組成,因此,將 PJ 應用在風險治理上,應有其
適切性,不僅可能得以創造出更為民主的風險治理模式,亦符合 PJ 「強
化社群意識、提高公民對公共事務之參與程度、改善公民生活、革新民
主政治」的宗旨。
儘管在本文中,筆者一再主張 PJ 或許是提高風險治理能力、公平
分配風險責任的權宜策略。但是,我們也必須坦言,風險的類型複雜多
變,PJ 模式的風險治理究竟能處理哪些類型的風險?
Adams 曾將風險區分為三大類別(Adams, 1999: 285, quoted in Allan,
2002: 90)34:
1.可直接感知的風險。例如交通意外、SARS、垃圾掩埋場的衛生問
題等。
2.經由科學輔助而得以感知的風險。例如燃燒廢輪胎會產生戴奧辛
等有毒氣體。
3.虛擬的風險(virtual risks)。意指尚未出現、不確定性最高、複雜
性最大的風險,如複製人、奈米科技等。
其中,第一、二類的風險,在 PJ 的應用處理上難度較低,相當適
合 PJ 介入。因為民眾對於這類風險的瞭解程度較高,可從當下的日常
生活直接經驗,甚至還可藉由豐富的日常經驗來彌補專家體系之不足。
但是,對處於未來式的虛擬風險,往往由於不確定性甚高、所需資訊/
知識及技術門檻較高,一般民眾又不易在當下生活中直接體驗;甚至即
便是專家也不見得能全盤掌握風險的全貌和發生的機率。故而,PJ(不
論是透過民調或公聽會)執行的效果較為有限。
但弔詭的是,這類處於未來的虛擬風險,往往亦是不確定性最高、
風險責任最大、責任不平等分配情形最多者(例如奈米科技)。是故,這
類風險的定義及治理應需要更強的民主化模式,而非任由知識諸侯所寡
斷,後果卻由全民概括承受。
或許,較為可行的權宜之計,便是執行 PJ 的同時,由相關專家(包
括官方機構及民間機構的專家)提供充分而透明的資訊,經由媒體廣為
傳布、宣導,讓民眾得以盡量獲得相關資訊、掌握風險的輪廓。再召開
公民會議邀集專家、技術官僚、公民代表來共同商議風險的界定、預防
乃至對策之道。
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樣的 PJ 模式已經近似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操作模式。或許審議民主將是這些具備高度複雜性之虛擬
風險更為合理而平等的治理策略。若是,則屆時的媒體角色又將是另一
番面貌了35


二、網路社群媒體如何顛覆傳統的新聞?新聞形態的改變又如何影響民
眾?你如何看待媒體(包括各種傳統及網路媒體)的社會功能?(25分)

論文

http://cjctaiwan.org/word/485912242018.pdf

數位新聞場域

四、從數位新聞場域到瀰漫媒介場域
本研究分析主題之一的數位新聞場域屬於整體新聞場域一環,過
去累積了不少研究。在幾篇主要的分析文章中,學者將數位新聞生產
研究可區分以下幾個層面(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09;Steensen,
2010)。第一是「新技術」如何運用在數位新聞內容生產過程
(Boczkowski, 2004),這些區別數位新聞及其他新聞媒體的特徵包
括了超連結、多媒體及互動(Steensen, 2010),多數分析認為新技術
讓新聞擁有更多「說故事」方法。第二,不少研究著眼新聞內容數位
化後的匯流新聞室對生產實踐準則影響(Klinenberg, 2005),研究發
現數位新聞生產面臨更彈性新聞生產時間,同時也帶來新時間壓力;
數位新聞記者也必需學習多工技術及適應跨平台生產新聞(Quinn,
2005;Domingo, 2006;Domingo, 2011)。第三個面向則是探討數位
新聞場域中新聞專業主義及角色認同問題,由於數位科技降低了新聞
生產技術及資訊傳布門檻,日益增加的「公民記者」也讓制度性新聞
企業新聞工作者面臨挑戰,專業新聞記者角色認同逐漸從「守門」角
色轉向呈現資訊而不篩選資訊的「資訊掮客」(information broker)角
色。
網際網路除了對新聞記者專業角色認同及相關實踐活動產生影響
外,伴隨網路媒體所帶來的「網絡資料」或「伺服器資料」在數位新
聞時代讓新聞工作者得以進行「閱聽人軌跡追蹤」(audience
tracking ),即時查探對新聞報導的點閱率或網站流量資料
(MacGregor, 2007;Anderson, 2011a, 2011b)。研究發現,越來越多
的新聞媒體將不同閱聽人軌跡資料視為重要新聞製作指引(Outing,
2005),這類資料也引發爭議,有人批評點閱率等資料基本上傷害記
者專業自主及新聞判斷,但也有人認為有助記者進行新聞判斷
(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09)。
本文討論的瀰漫媒介新聞生產實際上部分延續了網路新聞 20 多
年來逐漸形成的新聞生產實踐模式,以下將討論瀰漫媒介場域特徵。
五、瀰漫媒介場域特徵及其規則
Hermida(2010)提出的「瀰漫新聞」成為解釋社群新聞消費的
重要觀點,本研究所稱的「瀰漫媒介」實際上不是單一媒介、而是一
種類型媒介總稱,這類型媒介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是這類媒介是存
在於個體之間的喚醒系統,功能是作為一種協同智能或一種群體階層
的認知傳布(Burns, 2010)。換言之,瀰漫媒介的使用者透過電腦及
網際網路的中介,維持、並持續的獲知他人活動及當下處境,即使所
有社群媒介參與者可能經常不在同一實體空間場所出現(Markopoulos
& Mackay, 2009)。這類媒介包括臉書、推特、YouTube 或其他以社
會網絡作為基礎的媒介。從新聞訊息接收面來說,消費者在這種喚醒
系統中不太需涉入太深的認知注意過程來處理系統承載資訊,因為訊
息多半是簡短且快速流動更新,當消費者感覺需要知道他人活動時,
此一喚醒系統永遠都呈現開啟狀態。
第二,作為新聞平台,瀰漫媒介觀點認為透過該類型媒介的網絡
化型式,那些被稱「擬似新聞記者」(para-journalist)的非新聞專業
的人也能協同進行新聞事件傳播及對話、甚至生產自己的新聞,社群
媒介因此被視為是拓展閱聽人新聞參與和記者對話管道(Sheffer &
Schultz, 2009;Hermida & Thurman, 2008)。
近期研究指出許多新聞組織開始發展社群媒介場域,並雇用專業
人員處理社群媒體上的新聞呈現(Ju, Jeong, & Chyi, 2014),或將瀰
漫媒介場域作為發佈即時新聞訊息的管道(Messner, Linke, & Eford,
2012)。研究發現,瀰漫媒介發展初期提供許多「使用者生產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並且被運用作為新聞報導一部分、或做為
記者的「新聞感應器」(news sensor),尤其當重大災難消息時,社
群媒介新聞討論或分享情況成為記者感知新聞系統之一(Sakaki,
Okazaki, & Matsuo, 2010.04)。社群媒介內容的運用通常出現在「新
聞真空期」,如重大事件開始、記者尚未能掌握情況時,社群媒介資
訊流就會大量被援用,一旦主流媒體記者掌握情況後,社群內容就不
再被重視(Bruno, 2011)。
總結當前新聞媒體所採取的瀰漫媒介實踐模式可分為三類:(1)
「傳布式」(distribution)是將瀰漫媒介視為新聞單純傳遞管道
(Posetti, 2009);(2) 「機會式」(opportunity)則將瀰漫媒介作為突
發事件新聞管道尋找新聞「目擊者」或「意見者發表者」(Heinonen,
2011)或是尋找新聞素材;(3) 「對話式」(dialogical)及「策展
式」(curatorial)則是鼓勵使用者透過瀰漫媒介參與新聞製作、並以
此製作成新聞內容(Heinonen, 2011; Hermida, 2012)。
Sacco & Bossio(2017)歸納社群媒體對當代新聞影響包括:影
響記者專業認同、影響新聞實踐模式、促使新聞專業及私領域之間的
界線模糊、及對新聞「品牌」概念產生變化。此外,生存條件日漸嚴
苛及競爭環境日益激烈的數位新聞基礎都希望藉由社群媒體找回讀
者,研究顯示 50% 推特及 68% 臉書新聞都以頭條連結(headline
news links)方式呈現,希望讀者「回連結」至新聞主網站,但透過社
群媒介連結回返新聞組織網站的策略卻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主要因為
社群媒體資訊傳布大量取決於「社會互動」(Hermida, 2012),即使
目前多數新聞組織在網站上鑲嵌了社群媒體功能協助讀者回流及分享
新聞,但成效不彰(Singer et al., 2011)。
瀰漫媒介場域中新聞資訊也大量透過社群好友的個人化篩選轉
發,挑戰主流媒介傳統新聞守門地位、也引起「新聞趨同性」
(homophily)疑慮(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研究
顯示人們通常傾向和自己持相同核心立場價值的人進行連結,而不願
意暴露在立場相左的人之前(McPherson et al., 2001;Yardi & boyd,
2010)。
目前多數瀰漫新聞討論焦點著重在社群新聞消費面、及記者如何
使用社群媒體(如 Twitter, micro-blog )協助新聞生產及傳布
(Hermida, 2010, 2016),關於將瀰漫媒介視為一個場域並且分析其
中權力關係的變化及如何影響新聞生產實踐研究,至今仍屬於少數,
這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三、隨著網路社群媒體的發展,許多民眾仰賴社群媒體提供的新聞或朋友轉
傳的新聞,而非傳統媒體提供的新聞。請問何謂社群媒體?何謂傳統媒
體?民眾獲取新聞管道的改變,媒體如何因應?(25分)

社群媒體新聞資訊使用類型

一、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
社群媒體上的接收資訊形態多元,既有文獻主要從獲取政治資訊
的兩種觀點出發(Downs, 1957),來探討社群媒體上的新聞與政治
資訊使用。第一種是「新聞動機使用」,指在獲取新聞動機下使用社
群媒體,屬於主動接觸(sought-for)。許多既有政治傳播研究從使用
滿足理論出發(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3),認為監控環境需
求與新聞使用動機密不可分(Shoemaker, 1996),並將媒體新聞使用
視為獲取政治資訊的重要櫥窗(Prior, 2007)。許多過往研究發現,
為了獲取新聞資訊而使用報紙、電視、網路的動機愈強,政治討論機
會愈高,進而提升後續的政治參與行為(Cho et al., 2009;N.-J. Lee et
al., 2012;Shah et al., 2005;Shah et al., 2007)。在社群媒體興起之
際,許多學者即由此觀點出發,鎖定社群媒體上的新聞動機使用,並
42 中華傳播學刊.第三十六期.2019.12
探討其影響。舉例來說,Gil de Zúñiga, Jung, & Valenzuela(2012)發
現,為了獲取新聞資訊而使用社群媒體的動機愈強,累積社會資本愈
多,也較容易參與線下的公民與政治活動。
第二種是「不經意接觸政治」,指不經意地(accidental)獲取政
治資訊。如 Downs(1957: 223)所述,不經意獲取政治資訊是指,
「個人在沒有特別花心力去尋找的狀況下獲得資訊,是從事非政治相
關活動的副產品」。不經意獲取政治資訊並非網路時代才有的新現
象,過往研究指出,相較於市場導向的商業電視台,以提供娛樂資訊
為主,公共電視台提供較多的政治資訊,即便個人對政治沒有興趣,
也可能因為習慣看公共電視頻道,增加不經意獲取政治資訊的機會
(Iyengar et al., 2010)。隨著數位媒體,特別是網路崛起,媒體、網
站內容選擇遽增,個人偏好主導了所接觸的內容,個人有機會完全規
避政治與公共事務相關資訊(Prior, 2005, 2007),不過,仍有研究顯
示,在網路上不經意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的現象相當普遍。舉例來
說,Tewksbury, Weaver, & Maddex(2001)分析 1996 年、1998 年的
美國問卷調查資料發現,在不同的時間點,各有超過 50%的網路使用
者,曾在網路上不經意地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等資訊,他們也發現,
不經意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等資訊有助累積政治知識。社群媒體出
現,更彰顯了不經意接觸政治資訊的現象,因為社群媒體使用多半出
自於社交等需求,在社群媒體接觸新聞的經驗多半是不經意的。舉例
來說,Valeriani & Vaccari(2016)發現,在德國、義大利與英國,曾
經在社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等資訊的比例各為
57.3%、80.4% 與 70.1%,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僅單純考慮不
經意接觸政治資訊,並未考慮「新聞動機使用」。
除了「不經意接觸政治」與「新聞動機使用」以外,近期研究顯
示可能有第三種類型──混合型,是指社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
治」與「新聞動機使用」,可能發生在同一人身上。Boczkowski,
Mitchelstein, & Matassi(2018)訪談年輕族群發現,雖然「不經意接
觸」會比「動機使用」更能精確捕捉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接觸新聞時
事的經驗,但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愈來愈多人透過手機使用社群
媒體,使得社群媒體使用時間短而分散,且使用情境多元,使用者在
一天之內可能同時經歷兩種情況。舉例來說,有空閒時,個人可能為
了與朋友社交互動而使用社群媒體,卻不經意看到政府外債的相關消
有心或無意?:社群媒體上的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 43
息;但當特定事件發生時,個人也可能會為了獲得相關資訊而使用社
群媒體、查看追蹤的新聞粉絲團,這兩種情況很可能在一天內發生在
同一人身上,即為「混合使用」(Boczkowski et al., 2018)。因此,
若僅偏重「不經意接觸政治」或「新聞動機使用」,無法完整描繪個
人在社群媒體上的新聞或政治資訊接觸經驗。相類似的,Edgerly,
Vraga, Bode, K. Thorson, & E. Thorson(2018c)區分 12 歲至 17 歲美
國青少年的新聞使用發現,除了 52% 的青少年屬於新聞規避者
(news avoiders),幾乎不看新聞以外,有 15% 的青少年仰賴社群媒
體等管道獲得新聞資訊,並呼籲後續研究應按「不經意接觸」與「動
機使用」進一步區分社群媒體上的資訊使用類型。有鑑於既有文獻,
在社群媒體逐漸成為接觸新聞與政治資訊的重要管道之際,本文提出
以下問題:
研究問題一:社群媒體上「新聞動機使用」、「不經意接觸政治」
者,以及「混合接觸」者,各有多少比例?
二、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的預測因子
O-S-R-O-R(Orientation-Stimulus-Reasoning-Orientation-Response)
模型(Cho et al., 2009)解釋了新聞媒體使用影響公民參與的過程,
是政治傳播中重要理論(Shah et al., 2017),本文在找出社群媒體新
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後,援引 O-S-R-O-R 為理論架構,探討哪些個
人背景與傾向會影響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而不同使用
類型又如何影響思考(reasoning)──網路新聞管道使用數量與政治
討論。
O-S-R-O-R 模型由傳統的刺激反應(stimulus-response, S-R)模型
延伸而來。第一個 O(orientation)代表個人背景與傾向,如個人社
會文化背景、經濟資源、政治興趣、媒體使用習慣等(McLeod,
Kosicki, & McLeod, 1994);S(stimulus)指媒體刺激物,即媒體上
所接觸的資訊;第一個 R(reasoning)是指思考,意即進一步思考所
接觸媒體內容,有多種形式,如到不同新聞平台搜尋相關資訊、政治
討論等,以提高對相關內容的了解;第二個 O(orientation)是態
度,可能受思考的影響而改變,如政治信任;第二個 R(response)
則是行為,指後續可能造成的行為影響,如公民、政治參與等。本文
從 O-S-R-O-R 模型出發,特別著重前三個因子,即 O-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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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stimulus-reasoning)之間的關係,先探索 O-S 之間的關
係,即有哪些因素(orientation)會預測不同的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
資訊使用類型(stimulus);之後再探討 S-R 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不
同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stimulus)對於網路新聞管道
使用以及政治討論(reasoning)的影響。
首先,本文從資源多寡的角度來探討 O (orientation ) -S
(stimulus)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
的預測因子。個人背景、傾向反映了擁有資源的多寡(Brady, Verba,
& Schlozman, 1995;Schlozman, Verba, & Brady, 2012),例如,個人
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金錢、動機與能力去獲取、接觸新聞與政治資
訊。因此,本文從資源的角度出發,探究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年
齡、性別)(Helsper, 2012)、經濟資源(教育程度、收入)(Brady
et al., 1995;Helsper, 2012)、政治興趣(心理層面上的政治參與)
(Brady et al., 1995)、科技資源(電腦、平板、手機上網時間)
(Edgerly, K. Thorson, E. Thorson, Vraga, & Bode, 2018a)、新聞使用
偏好與習慣(一般與政治新聞興趣,報紙、電視、網路新聞使用)
(Edgerly et al., 2018a;Holt, Shehata, Strömbäck, & Ljungberg, 2013;
Tewksbury et al., 2001),以及一般社群媒體使用(接收與表達使用)
(Yu, 2016),與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的關係。
對「新聞動機使用」者來說,過去研究顯示,無論是個人社會文
化背景、經濟資源、政治興趣,以及平日其他新聞媒體使用偏好與習
慣,都與社群媒體上的新聞動機使用有關。其中,年紀愈輕、女性
(相較於男性)、收入愈低、教育程度愈低,政治效能感愈強、新聞
興趣愈高,平日其他媒體的新聞使用愈頻繁,愈可能把社群媒體當成
新聞管道,為了獲取新聞資訊而使用社群媒體(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2;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Zheng, 2014;Glynn, Huge, &
Hoffman, 2012)。
在一般社群媒體使用上,有研究將社群媒體使用分為表達與接收
兩部份,並發現在社群媒體上接收或表達社交、娛樂等非政治相關資
訊,與政治資訊接收呈正相關(Yu, 2016),近期更有追蹤調查研究
發現,社交、興趣等非政治相關的社群媒體表達使用會增進政治參與
(Kahne & Bowyer, 2018),可能因為社群媒體上善於接收、表達者
(prosumer)往往是意見領袖,有較強動機去尋求新聞訊息、參與政
有心或無意?:社群媒體上的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 45
治(Weeks, Ardèvol-Abreu, & Gil de Zúñiga, 2017;Park, 2013)。值得
注意的是,近期研究指出,在臉書上社交、娛樂相關的表達,與政治
參與沒有直接關係,但會間接透過臉書上的政治表達,進而提高線下
政治參與(Yu & Oh, 2018),由此來看,社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不必
然熱衷於政治參與,而是透過政治表達等中介機制,進而提高政治參
與機會。
而在科技資源方面,有研究顯示,電腦、平板與手機的接近使用
狀況與該平台上的新聞使用相關(Edgerly et al., 2018a),由此推論,
透過電腦、平板與手機等不同平台的上網時間,可能也會影響社群媒
體上新聞動機使用。但有別於過往研究顯示,男性、經濟資源愈多
者,愈可能瀏覽政治、經濟新聞網站(Zillien & Hargittai, 2009),將
社群媒體視為獲得新聞資訊的管道者似乎是不同族群──女性、經濟
資源較少者。
反觀「不經意接觸政治」者,目前研究顯示,個人年紀愈輕、政
治興趣愈高、網路新聞使用愈頻繁、上網時間愈長、以及社群媒體使
用時間愈長者,愈可能在網路或社群媒體上不經意地接觸政治與公共
事務資訊(Lu & Lee, 2018;Tewksbury et al., 2001)。值得注意的
是,Tewksbury et al.(2001)的研究指出,網路上的「新聞動機使
用」與「不經意接觸政治」之間雖呈正相關,並不表示兩者無法區
分。舉例來說,透過實驗法,Kobayashi et al.(2017)操弄受試者在
入口網站所看到的政治新聞標題數量,他們發現,對於主動尋求新聞
的人來說,無論看到幾則政治資訊,政治知識普遍皆高;相對來說,
對於主動尋求娛樂者而言,當政治資訊則數增加,不經意接觸政治與
公共事務相關資訊的機會也隨之增加,進而提高他們的政治知識。換
言之,在缺乏尋求新聞的動機下,不經意接觸政治資訊,可能促進政
治學習,進而提高政治知識,因此,「新聞動機使用」與「不經意接
觸政治」彼此雖呈正相關,兩者並不相同。整體來說,這些結果顯
示,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性別)與經濟資源(如:教育程度、
收入)對不經意接觸新聞的影響較不明顯;相對而言,個人的政治興
趣、平日新聞使用偏好與習慣,科技資源(如:上網時間),對個人
在社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資訊的影響可能較顯著。
不過,目前研究皆單獨檢視社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治」與
「新聞動機使用」的經驗(如 Ahmadi & Wohn, 2018;Fletc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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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lsen, 2018a;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2;J. K. Lee & Kim, 2017;
Valeriani & Vaccari, 2016),尚無研究從比較觀點出發,比較不同類
型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者在背景上的差異,因此難以確切得
知造成不同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經驗的原因為何。因此,本
文提出以下問題來探究不同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者在社會文
化背景(年齡、性別)、經濟資源(教育程度、收入)、政治興趣、
科技資源(電腦、平板、手機上網時間)、新聞使用偏好與習慣(一
般與政治新聞興趣、報紙、電視、網路新聞使用),以及一般社群媒
體使用(接收與表達使用)上的差異。
研究問題二:不同類型的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者在社會文化
背景(年齡、性別)、經濟資源(教育程度、收入)、
政治興趣、科技資源(電腦、平板、手機上網時間)、
新聞使用偏好與習慣(一般與政治新聞興趣、報紙、電
視、網路新聞使用),以及一般社群媒體使用(接收與
表達使用)上有何差異?
二、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對網路新聞管道使
用數量、政治討論的影響
除了預測因子,本文進一步探討 S(stimulus)-R(reasoning)之
間的關係,Cho et al.(2009)強調,思考指的是認知上的思辨
(mental elaboration),並不等同於理性思考,個人可能在錯誤或偏
見的前提下進行思考,可能缺乏邏輯、充滿情緒,因此,此處的思考
著重深度(例如:進一步闡釋論點),無法確保品質。由此架構出
發,本文檢視不同類型的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對思考──網
路新聞管道使用數量與政治討論──的影響。
首先,在網路新聞管道使用方面,過去研究將瀏覽線上新聞網站
視為資本增值活動(capital-enhancing activities),意指可增加個人生
活機會、提高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活動,像是擁有好工作、健康、政治
權力與決策影響力等,由這個觀點來看,新聞使用有助個人進行政治
決策、參與政治,以獲得更多的權力(Hargittai & Hinnant, 2008;
Zillien & Hargittai, 2009)。新聞管道的數量代表了個人新聞資料庫
(news repertories)(Fletcher & Nielsen, 2018b),既有研究發現,從
有心或無意?:社群媒體上的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 47
愈多不同管道或平台獲取新聞者,愈可能認為新聞帶有偏見(Edgerly
et al., 2018c),愈可能是意見領袖(Mangold & Bachl, 2018),政治
知識愈高(Lee & Yang, 2014),也愈可能參與政治(Edgerly,
2015),這些文獻顯示,當個人接觸愈多的新聞管道,可能促進思
考。
其次,政治討論也可能促進思考,許多 O-S-R-O-R 相關文獻皆以
政治討論或表達來代表思考(Cho et al., 2009;N.-J. Lee et al., 2012;
Shah et al., 2005;Shah et al., 2007)。Eliasoph(1998)著名的訪談研
究發現,政治討論可幫助個人釐清自己的想法、調和不一致的觀點,
進而增進對議題的了解程度,作出明智的決策(informed decision)。
的確,從傳播者的角度來看,個人在表達前會促發一連串的信息處理
過程,個人可能會審慎評估媒體報導內容,搜尋更多的資訊,進而觸
發新的想法;而在表達後,可能提升與他人互動交流的機會,增進對
相關議題的了解(Sotirovic & McLeod, 2001;Shah et al., 2017)。既
有研究指出,政治討論會提高政治知識(Edgerly, Thorson, & Wells,
2018b),並強化從媒體接收新聞資訊對累積政治知識的影響(Nisbet
& Scheufele, 2004),進而促進政治參與(Cho et al., 2009;N.-J. Lee
et al., 2012;Shah et al., 2005;Shah et al., 2007)。因此,從 O-S-R-OR 理論架構來看,網路新聞管道數量與政治討論可視為代表思考的重
要變數。
社群媒體上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類型如何影響思考?許多文獻指
出,在媒體上「新聞動機使用」會增進思考。過去文獻指出,在監控
環境動機的驅使下,個人在電視、網路等媒體上的新聞動機使用,會
增加對相關新聞的注意力,並進而提高思考、獲取政治知識
(Eveland, 2001;Eveland, Shah, & Kwak, 2003),也會促進政治討論
(Cho et al., 2009;N.-J. Lee et al., 2012;Shah et al., 2005;Shah et al.,
2007)。社群媒體相關研究也顯示,在尋求新聞的動機下使用社群媒
體,會增加思考;舉例來說,Gil de Zúñiga et al.(2014)發現,將社
群媒體視為新聞管道、新聞動機使用的程度愈高,愈可能在社群媒體
上表達政治意見。因此,當個人在新聞使用動機下使用社群媒體,可
能進而瀏覽更多的網路新聞網站,參與更多的政治討論。
但是,社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治」與思考的關係為何,目前
在此領域的研究正起步,仍無明確結論。一方面,有研究指出「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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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接觸政治」會提高思考。舉例來說,近期研究發現,網路上各媒體
(包括社群媒體)不經意接觸政治或公共事務資訊會促進政治討論
(Yoo & Gil De Zúñiga, 2019);而在同溫層研究上,社群媒體使用是
否有助打破同溫層,既有研究看法分歧。有研究發現,社群媒體會減
少個人接觸與自身政治立場不同的資訊(Himelboim, McGreery, &
Smith, 2013);其他研究則持不同看法指出,因為臉書上的朋友來自
不同社交圈,平均超過 20% 的朋友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增加接觸不
同政治立場資訊的機會(Bakshy, Messing, & Adamic, 2015)。近期
Lu & Lee(2018)透過追蹤問卷調查與實驗法進一步發現,臉書使用
會增加不經意接觸與自己政治立場相異的資訊,而這樣的不經意接
觸,會讓受試者更容易認出這些訊息,顯示不經意接觸可能是讓個人
接觸、學習與自身政治立場不同資訊的管道。Kobayashi et al.
(2017)解釋,在缺乏新聞使用的動機下,個人雖不會主動接觸政治
資訊,卻也不會主動躲避相關資訊,因此,個人仍可能透過不經意接
觸,提高思考,甚至促進學習。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持不同看法,例如,Gil de Zúñiga, Weeks, &
Ardèvol-Abreu(2017)發現,當個人缺乏新聞使用的動機,對「新聞
自己會來找我」(news-finds-me perception)的認同程度愈高,政治
知識愈低,Boczkowski et al.(2018)也推論,個人在社群媒體上閱讀
新聞模式多為短暫、片面,難以激發更深層的思考,Karnowski,
Kümpel, Leonhard, & Leiner(2017)的研究也指出,個人雖然會在社
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資訊,但既有的政治興趣、知識
才是主導個人是否會進一步查看社群媒體上相關資訊連結的關鍵因
素,因此,不經意接觸政治對思考、學習的影響仍限於特定族群。故
從既有文獻看來,難以推估社群媒體上不經意接觸政治如何影響新聞
網站使用數量與政治討論。
如前所述,目前研究多單獨探討社群媒體上「新聞動機使用」或
「不經意接觸政治」的影響,難以釐清不同社群媒體新聞與政治資訊
使用的影響(Edgerly et al., 2018c)。舉例來說,也許只有在使用者同
時涉入「新聞動機使用」與「不經意接觸政治」時,才能夠提高思
考,但當過去研究僅考慮「不經意接觸政治」時,「新聞動機使用」
可能也已隱含在內,卻無法明確區分。因此,本文最後欲探索不同社
群媒體新聞、政治資訊使用類型、網路新聞管道使用數量與政治討論
有心或無意?:社群媒體上的新聞與政治資訊使用 49
之間的關係。此外,隨著年輕人愈來愈傾向透過新聞匯流平台(如:
Google)看新聞(Purcell, Rainie, Mitchell, Rosenstiel, & Olmstead,
2010),本文也將新聞網站分成新聞匯流平台(如:Yahoo 奇摩)與
一般新聞媒體平台(如:蘋果日報),以檢視不同類型新聞與政治資
訊使用者在新聞匯流平台或一般新聞平台使用上是否有差異。

研究結論

一、數位新聞與瀰漫媒介:何種慣習?什麼資本?哪些轉變?
瀰漫媒介系統建構的媒介場域促成一種快速流動、摘要式資訊及
永遠開啟的傳播形式。本研究關切數位新聞和瀰漫媒介場域之間關
係。跳脫過去科技挪用主義或採用主義觀點中,單純強調瀰漫媒介
「新科技特性」如何被使用於新聞內容生產過程層面(Djerf-Pierre et
al., 2016);或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瀰漫媒介中新聞價值標準選擇和
原始新聞網站的差異(Bro & Wallberg, 2014)。本研究轉向場域本體
理論中關切的「實踐」面向,尤其將焦點擺在不同場域之間相互關係
及新聞場域的實踐者生產實踐轉變與協商,這是本研究和過去不同之
處。

本研究問題一和二提出了瀰漫媒介場域新聞生產慣習及資本運作
問題,本研究發現,瀰漫媒介場域發展出了新聞生產的「社群感知」
及強化了「量化評價」新聞慣習,使用「強化」其意義是呈現慣習結
構過程基本上具有歷史背景,這些慣習結構也如場域理論所揭示的是
打破二元區分而存在並且不斷在社會和個體、主觀和客觀、結構和能
動性之間反覆變動協商而成(Maton, 2008)。
另一方面,瀰漫媒介設置透過符號展示高度「顯著化」及「意義
化」消費者行動(貼文、分享、及按讚等),促使新聞工作者在該場
域中新聞實踐高度傾向累積「消費者資本」並試圖轉化成為「象徵資
本」及「經濟資本」。這類的「消費者資本」在本研究中發現是以增
加點閱或是增加粉絲專頁訂戶等方式來累積。
數位新聞場域和瀰漫媒介場域之間因為新聞實踐產生的關係則讓
新聞工作者必須在「新聞專業慣習」及「瀰漫媒介慣習」間協商,前
者是一種新聞產業長久以來強調的新聞價值包括客觀、公正及強調新
聞的公共性等,後者在本研究中發現是擁抱數量化新聞評斷及社群感
知的習性。即使數位新聞場域中長久以來專業新聞慣習仍然促使了部
分行為者反思,這些反思目前來看尚無法擺脫日益形成的量化評斷新
聞主義主控邏輯及追求消費者資本趨勢。
二、瀰漫媒介場域規則下的新聞特徵:從平台政治到新聞資
訊景觀
本研究發現也顯示,瀰漫媒介場域中的新聞生產實踐文化,是一
種新聞資訊能見度(visibility)競爭,社群新聞編輯新聞選擇、引言
運用主要目的都在增加在瀰漫媒介場域中被看見程度。Bucher
(2012)曾以傅柯觀點來解釋這種瀰漫媒介資訊能見度的競逐對於資
訊傳播所帶來的影響。他指出「傅柯式」(Foucauldian)的「公開展
示」技術,是瀰漫媒介中用來呈現資訊狀態的重要手法,例如分享、
按讚、或資訊被點閱數字等,都在瀰漫媒介中全然公開展示在所有人
(包括新聞工作者)面前,瀰漫媒介因此建構出一種新聞(或資訊)
被接收情況的「全觀機制」(all-seeing vision machine),這種全觀機
制被新聞生產者視為重要新聞實踐活動參考,也成為量化新聞評斷標
準之一。
新聞全觀機制造了新聞報導的「軟性獎賞及威脅」,這是一種符
號性的、但可轉化的獎懲方式。本研究在訪談中發現,瀰漫媒介的軟
性獎賞,主要是符合瀰漫媒介場域規則的新聞會有較多被「公開展
示」機會,例如新聞會被擺在顯著位置或進行推播,以吸引更多點閱
率、也更容易被讀者看見,部分新聞工作者因此覺得受到鼓勵重視;
此外新聞機構也會透過實質獎勵方式,鼓勵獲得高量化數字新聞報
導。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也感知到這類新聞全觀機制的威脅,例如
分享數字或按讚數字不佳的報導可能會有「資訊被消失的後果」,例
如記者或社群編輯不選用不符合瀰漫媒介場域規則的新聞作為推播,
或是組織會檢討那些不受到社群歡迎的新聞。
瀰漫媒介同時也引發了新的新聞平台政治(platform politics)問
題,本研究發現瀰漫媒介場域的新聞選擇或製作經常會考量不同平台
特性,這類平台政治問題是考量:什麼新聞合適/不合適(proper/
improper)、擺在什麼社群平台(Gillespie, 2010)。新聞生產的平台
政治問題並非瀰漫媒介獨有,但過去在單一媒體管道時代,新聞生產
者很少考量新聞訊息如何和平台使用者特性及物質特性相符合的問
題,瀰漫媒介則進一步強化了這類新聞生產面向的考量。
平台政治融入新聞生產,也具有文化意涵。訪談發現,瀰漫媒介
場域新聞選擇傾向符合特定群體新聞偏好,這使得瀰漫場域新聞基本
上是反覆再製(reproduction)特定族群新聞品味,而新聞工作者傾向
選擇並強化粉絲偏好的新聞內容及型態,這使得瀰漫新聞場域傾向符
合規模較小的「迷你公眾(mini-publics)」(Niemeyer, 2011)喜愛
的新聞、而非傳統新聞強調較廣泛的一般公眾(the general public)。
不過,瀰漫媒介中新聞資訊呈現,實際上還要經過演算法中介
(Napoli, 2014),其建構過程是資訊會進入演算法體系,符合演算法
設定規則資訊會出現在消費者面前,其餘則會被排除存在瀰漫媒介場
域(Cheney-Lippold, 2011)。換言之,即便生產者經由社群感知慣習
重複選取受歡迎新聞、進而不斷再製特定群體的新聞品味偏好,新聞
資訊還是要經過演算法篩選。本研究也發現,新聞機構很難全部掌握
新聞訊流及新聞資訊在瀰漫媒介場域的顯現,一如本研究發現在瀰漫
媒介場域中,新聞組織必須不斷的修正、對抗社群組織背後的演算法
則。
三、新聞場域的資本競逐效果:一個數位新聞場域概念圖
從新聞組織觀點來看,數位新聞場域進入瀰漫媒介場域的新聞生
產實踐,一部分反映了當代數位新聞媒介找尋營運模式的一個過程,
也彰顯當代數位新聞文化中某些持續結構化慣習及資本運用處境。本
研究提出數位新聞及瀰漫媒介新聞場域關係概念圖(見圖 1),以回
應本研究問題三。
四、新聞社會發現時代的未來:更好或更壞?
在理論觀點之外,本文最後以實務角度來探討瀰漫媒介發展下數
位新聞未來可思考問題:
(一)長期瀰漫媒介政策的擬定
Newman(2011)探討社群媒體發展如何影響主流新聞時,提出
新聞傳布現今處於「社會發現時代」(the age of social discovery),
不可諱言,瀰漫媒介特性已被整合進入當代數位新聞文化中不可分割
部分,數位新聞生產及傳布方式和過去紙本或電視「物理產品」時代
已然不同(Picard, 2014),和新聞數位化初期也存有極大差異。本研
究中多數新聞組織進行的「正規化瀰漫媒介生產設置」顯然都缺乏實
際長期或明確發展策略,僅以增加流量或導引消費者回流網站為依
歸,使得組織場域中新聞工作者因爭取經濟資本而產生了不同程度緊

張關係,或持續以「市場驅動」價值觀點生產新聞,就制度性新聞組
織來說,瀰漫媒介的新聞實踐顯然並未替新聞品質帶來太多改善。
瀰漫媒介場域分析意義在於點出「新聞的社會發現時代」新聞資
訊要「如何被社群發現或被分享」?調查顯示在社群媒介中最常被
「分享」是評論或意見表達的報導,或地方及國際新聞這類不太屬於
短暫刺激或可用摘要式呈現的新聞(Bastos, 2015;Franklin, 2014)。
Newman(2011)也指出社群媒介上仍是品牌新聞及傳統影響力的媒
體可以引發新聞討論及分享。這些都顯示了新聞機構的品牌形象在瀰
漫媒介中仍具有一定影響力,本研究中也顯示許多機構新聞組織逐漸
意識到建立新聞機構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及品牌形象,在瀰漫媒介
時代仍然重要,而這些有賴長期策略擬定。
(二)伺服器資料及數據結合新聞生產的新模式
本研究顯示,網路軌跡及伺服器監控裝置已成為新聞工作者日常
新聞實踐的參考依據,但這些數據和新聞生產不應該簡化成為「次
數」統計,應該更積極的結合數據意義分析及新聞生產。
Lewis & Usher(2013)提出數位時代新聞工作者應強化「知識管
理人」角色,也就是記者和不同的利益人合作,在新聞中協同研究分
析資訊,形成故事。而在數據運用於新聞生產之外,許多機構媒體也
開始運用大數據的觀點描繪出精確的消費者形貌,提供廣告行銷單位
運用。本研究訪談中也發現,與其提供模糊的「模糊數量化消費者點
閱數據」,廣告主更傾向精準分析下的新聞消費者圖像,因此,未來
新聞工作者應該更積極的反思數據的意義,以及數據如何運用協助生
產高品質新聞報導。
(三)多元化商業模式取代單一廣告收入模式
瀰漫媒介為數位新聞帶來新挑戰、也帶來新契機。本研究中數位
新聞組織在瀰漫媒介場域的鬥爭或資本累積行動,可視為其拓展商業
模式行動的一環。也顯示傳統「依賴廣告獲利模式」仍是目前數位新
聞主要思考的獲利主軸。但是目前該模式逐漸走向和不同瀰漫媒介之
間的廣告合作及拆帳,形成廣告分食,加上整體媒體生態結構環境轉
變、及演算法干預等,傳統廣告模式獲利不如以往,這點幾乎是所有
受訪企業型新聞組織承認的現實。
不少新聞組織開始著手於採用多重商業模式,本研究發現,大型
企業機構媒體目前採取「周邊企業支持模式」來維繫營運,中型機構
媒體則仰賴長期內、外部企業主資金奧援、或採取公益贊助模式。而
不少本研究訪談媒體被問及採取「硬性內容付費」模式可能性時,均
表示在網路消費者習慣無法改變情況下,現階段仍不考慮採取硬性付
費模式,不過「軟性付費模式」——部分資訊免費、部分收費及結合
會員註冊模式並且投遞廣告的模式,則是現階段的發展方向之一。
總結來說,在尚未發展出新的穩定營運模式之前,新聞媒介的營
運模式目前維持多角化型態,而瀰漫媒介場域似乎是多角化獲利型態
之一,而非全部答案。
(四)瀰漫媒介的新聞公共性維繫
瀰漫媒介消費者資本在本研究中幾乎被視為是經濟資本一部分,
少部分被視為是象徵資本。和過去研究相同是,本研究訪談顯透過瀰
漫媒介進行公民新聞合作生產的部分在台灣主流數位媒體中幾乎「缺
席」(林照真,2015),新聞組織很少真正去運用網絡化結構可能帶
來的更多公民參與新聞生產過程的機會,進而建立消費者對新聞品牌
忠誠度。
「數量化評斷」及「社群感知」慣習是本研究所指出的兩種瀰漫
媒介新聞生產特徵,兩種特徵一定程度上都可能使新聞脫離公共面
向,而擁抱大眾品味。此外分析中也發現瀰漫媒介新聞再度強化了社
群新聞品味再製,包含了「使用社群偏好的語言形式再現新聞」、及
「挑選特定社群偏好的新聞主題品味」等,也造成新聞趨同性特質,
其影響不僅是語言上的,同時也是文化及公共知識(cultural and
public knowledge)上的再製(Bourdieu, 1984),這樣的新聞生產模
式本質上是危險的。
本文認為,數量化評斷不應該被視為是新聞生產唯一標準,新聞
生產者還是必須要考量新聞的公共性及社會責任,同樣的,強調社群
感知的新聞生產,容易變成消極符合少數社群品味的新聞生產模式,
瀰漫新聞的生產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如國外一些媒體中的社群新聞
工作者所設定的目標,是透過社群增加讀者參與、同時培養讀者關切
社會中其他重要議題。國外的例子顯示,在擁抱大眾新聞品味之餘,
數位新聞場域或瀰漫媒介場域,應該還存在這具有公共性新聞的生存
空間,也是當代組織新聞機構必需反思之處。
本研究仍有許多限制,第一是「邊界」問題,這也是 Bourdieu 場
域理論被批評之處,究竟場域的分析要到什麼程度?有多少場域必需
分析?事實上難以回答。本研究在時間及資源限制下,挑選了台灣大
型匯流及中小型的企業機構為本的新聞媒介進行分析,公民媒體、主
題新聞媒體、或純然以商業為導向的「內容農場」等媒體並沒有納入
分析。這些媒體事實上也大量存在於各個瀰漫媒介之中,並且同時形
塑了當代數位新聞文化,這些媒體在瀰漫媒介場域的生產實踐,都是
未來可考慮的研究方向。
本文中發現的台灣瀰漫媒介場域實踐在某些部分和其他國家發展
趨勢相符,例如相關文獻中也發現,許多國外新聞機構正面臨專業及
數量評斷之間的掙扎,但是將點閱數字和新聞生產績效直接連結等作
法,似乎是台灣特有的新聞實踐模式。由於本文並未進行跨國新聞機
構比較,未來相關研究可由這方面著手。
瀰漫媒介場域重要性不在於特定社群媒體蓬勃發展,而是隨著行
動科技及無線聯網,不同瀰漫特性的社群媒介已鑲嵌進入民眾日常生
活中,時時刻刻充斥在吾人身旁。可預見是,未來特定瀰漫媒介或有
消長,但新聞工作者在瀰漫媒介場域中生產實踐所結構的新聞慣習及
資本運用,將對當代台灣數位新聞文化帶來深遠影響。本研究以實踐
觀點作為最後總結:當行動者或組織的慣習結構了實踐行為之際,反
之實踐行為也逐漸結構了新的慣習,我們必需反思新聞工作者的實踐
行為所可能累積的慣習結構對未來數位新聞場域帶來的影響,這可能
包括了危機、但也可能是轉機。


四、許多人批評電視新聞過度仰賴「三器新聞」(即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和
路邊監視器),試申論三器新聞如何影響媒體的社會角色及功能。(25分

三器新聞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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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就有真相嗎?

有圖、有畫面,真的就有真相?

網路上流傳這麼一句話:「有圖有真相。」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皮諾丘》這個片段卻明白告訴我們:一味地追求畫面,反而會失去探究真實的可能。

曾經在TVBS、民視、台視、中央社、公視等多個媒體服務過的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胡元輝教授,直指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和街口監視器所組成的「三器新聞」,最大的缺陷就是「去脈絡化」以及「養成記者不查證的傾向」。

「我們看到的新聞影片都是一個片段,它只是一個段落,並沒有把前因後果放進去。你看到車禍那一瞬間的畫面,但真正會發生車禍的原因不一定在畫面裡。」當記者看著影片說故事的時候,可能是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卻不見得是個「真實」的故事。

被稱為「阿信主播」,總是身先士卒,宛如拚命三郎勤於追求真相的壹電視新聞部總編輯、製作人陳雅琳,同時也在中山、世新、文化等大學擔任教職。她如此描述了新聞界的生態變化:「現在有些記者都不太跑線了!甚至有些電視台有專門的人在網路搜尋比較有趣的畫面,把它弄出來。」

最早在TVBS擔任記者,主跑政府新聞的陳雅琳,回想台灣剛剛解嚴、從威權走向民主、經濟起飛的那個年代表示:「當時的記者對於路線的經營非常紮實,『獨家新聞』非常有力道。而現在真正去跑所謂『我們這個年代認為真正的新聞』的人就變少了。」

轉戰壹電視的陳雅琳認為,畫面素材只是輔助,重點是新聞的公共性必須做出來。葉俊宏攝影

探討3:
有正有負,如何看待「三器新聞」?

陳雅琳曾經播到一條令她難以置信的新聞:有一對男女朋友,男生開車載女友出去。開車開到一半突然想到當天是父親節,就想是不是應該回家陪爸爸。男生和女友說後,沒想到女友不願意,還是要他陪伴。男生就覺得很生氣,把車子停靠路邊後,把女生拉出車外,掉頭就把車開走。

「That’s All!(全部就只是這樣!)」陳雅琳坦言播到這樣的新聞,讓她很想「翻桌」,最後她還跑去問記者:「這是新聞嗎?」

不過,陳雅琳認為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三器」,仍然有其正面意義。她舉女童小燈泡的隨機殺童案為例,認為該起非常重大的社會案件,就需要監視器畫面了解歹徒是怎麼跟蹤、行動並隨機犯案的,對於還原現場有其正面作用。另外,「三器」也讓記者可以接觸更多小市民,很多對庶民的不公不義就是在這些來源中發現的。

胡元輝也指出,三器不全然是壞的。他舉今年7月美國明尼蘇達州一起「拿證件被誤認掏槍,黑人被警射4槍死亡」的案件為例,當時該黑人的女友在男友被槍擊中後馬上開啟手機直播,讓警員臨檢過程畫面傳遞出去。「這個影片加起來大概有幾百萬人觀看,事情很大。這是三器做為『公民見證』的功能。」

只不過,現在三器新聞氾濫地使用在不具公共性的「小新聞」上,已經導致了「三器」被汙名化。現在許多人會一條一條地指著電視新聞,邊看邊罵,「你看,又是監視器畫面,真糟糕!」

對此,陳雅琳認為:「不要看到黑影就開槍,它有時候是幫助你更了解現場發生的狀況。重點是記者拿到的這個素材也只是一個輔助,做這條新聞背後的公共性要出來!有理念的人必須堅持這樣去做。」

探討4:
電視新聞「小數點下的戰爭」?

根據尼爾森(Nielsen)「廣告監播」所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的廣告量數字,有線加無線電視的廣告量為新台幣110億元,而台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統計同一期間數位媒體廣告量為111.95億元。不斷攀升的數位廣告,在2016年已然正式超越持續下探的電視廣告量。不斷縮減的收入,除了讓媒體持續地裁員、減薪、減少開支外,更讓電視台聚焦在競爭收視率的數字。

收視率的高低,本來就是媒體是否有滿足視聽大眾需求的一個指標。但台灣目前的競爭,卻很畸形,胡元輝稱之為「對微幅的變化賦與高度的關注」。

他解釋,現在電視頻道非常多,連最暢銷的八點檔節目,有5%~7%的收視率就已經非常高,而新聞頻道基本都在1%,甚至0.5%以下(如表1)。他表示,估且不論尼爾森電視收視率調查的準確性是否存有爭議,也先不論統計誤差,「就算數字真的是那樣好了,0.2%跟0.3%的差別到底有多偉大?換算成戶數可能看起來有幾萬戶的差別,但絕對數字都不很高,更多的觀眾可能不看電視。」胡元輝質疑電視台為何不著眼在把這一類不看電視的觀眾找回來,卻每天在計較小幅觀眾裡面的小幅變化,他說:「這根本不是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變化。」

新聞頻道 2015年平均收視率
台視新聞台(無線) 0.05%
中視新聞台(無線) 0.05%
華視新聞資訊台(無線) 0.03%
公共電視(無線) 0.12%
NTVN/壹新聞(有線) 0.17%
ERA-N/年代新聞台(有線) 0.34%
ET-N/東森新聞(有線) 0.39%
CTiN/中天新聞台(有線) 0.29%
FTVN/民視新聞(有線) 0.35%
SETN/三立新聞(有線) 0.45%
TVBSN/TVBS新聞台(有線) 0.47% ← 表1:11家電視新聞台2015年平均收視率。資料來源: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胡元輝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說明新聞台已經成為「小數點的奴隸」。某新聞台觀察每一分鐘的收視率變化,發現某天有那麼一分鐘收視率高出其它的。一查之下,發現那一分鐘播的是「鋼管女郎」的新聞,結果該新聞台竟要求記者再去加強採訪鋼管女郎。

小數點下的戰爭,不僅無法反應視聽大眾的需求,無法擔負好「第四權」的職責,更讓本來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記者,被網路鄉民嘲笑為:「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

SNG早期也被濫用,但在社會壓力的促使下,已經得到減緩。李唐峰攝影

陳雅琳在三立時製作的調查報導「爐渣屋‧崩裂啟示錄」,讓政府改變政策,也入圍2016年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網路視頻擷圖

探討5:
雖逢寒冬,還未絕望、還有選擇?

廣告市場的位移、閱聽習慣的改變、現代科技的突破,雖然造成目前電視新聞的寒冬,但並不盡然悲觀。

胡元輝談到早期透過SNG車、微波等方式的「現場直播(Live)」也被濫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97年白曉燕命案罪犯陳進興等人逃亡過程的「五常街槍戰」、「南非武官官邸挾持人質事件」以及1998年的「華航大園空難」。

五常街槍戰,危險現場混雜了警察、民眾以及做直播報導的記者;南非武官官邸事件中,現場衛星直播陳進興專訪、傳遞未經證實的訊息;大園空難,SNG不斷地把宛如人間煉獄的火場和屍海畫面,毫無過濾地傳送到家家戶戶。

每一次濫用都掀起社會的不滿,當時大眾更為SNG取了別名「super no good(超級壞東西)」。在社會龐大的壓力下,SNG車不當使用的情況漸漸減少,當時在電視台工作的胡元輝觀察,經過這幾個重大案件,新聞界的確有更多的反省與自我要求。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界、公民團體,正在對三器新聞的持續濫用發出諍言,他認為:「如果壓力夠大,電視台就有可能會自律,制度上、法規上也可能會有改變。」

放棄教職、放棄寒暑假、放棄十八趴,義無反顧踏入記者這一行的陳雅琳,看著媒體環境的一路變化,心裡雖然感慨,但仍牢記她們那一代新聞記者的理想、使命與堅持。

「後來就是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所以我做了一個『總編輯觀點』節目,把它取名叫『會思考的新聞』,讓年輕記者看看甚麼叫真正的跑新聞。我長期也在做深度報導,這類節目也有不少,就是希望補足每日新聞、即時新聞不足的那一塊。」

在三立電視台擔任總編輯的時候,陳雅琳進行了非常多的深度報導,也包括難度更高的調查報導,至今總共改變了三個政策。例如,耗時10個月進行調查的「爐渣屋‧崩裂啟示錄」今(2016)年初播出,已經讓政府與業者決定要推動廢爐渣的驗證履歷,確保回收再利用業者有足夠的爐渣處理設備,以免廢爐渣流入混凝土建材,危害居住安全。

在這過程中,身為總編輯的陳雅琳帶著記者,找資料、做研究、去新聞第一線,甚至還要抵擋財團的壓力,直接面對面詢問官員與企業高層。「我覺得記者真的還是要到第一線、新聞現場,才看得到那裡的真實。當你看得到真實,才有辦法發問!」這個「爐渣屋」的調查報導,也入圍了第十五屆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

來到壹電視後,陳雅琳除了主播晚間6點到8點的《壹電視晚間新聞》,也特別在晚上十點開設《十點上新聞》。「這個時段,我只會上真正的新聞,就是今天你應該要知道的國內外大事。它的國際性新聞很多,我找好多有關世界正在怎麼變化的素材。」

一路走來,持之以恆的陳雅琳對於觀眾的選擇與需求,並不悲觀。「我們播國際新聞,不管播美國總統大選,或是播菲律賓的杜特蒂去訪問日本,這些東西收視率相對是好的!表示觀眾其實是很OK的。」

身為媒體這個社會公器中的一員,陳雅琳深知媒體有設定議題的影響力,「如果我們提供的視野就是這樣,那麼觀眾就會以為世界就是這樣。」她期許自己,也期許新聞業界的工作者,為社會持續帶來正面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