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國際現勢概要

一、美國總統川普對東亞政策與前任總統相比有何主要不同之處?試分析這種改變對東
亞安全有何影響?(25 分)

歐巴馬。川普。拜登亞太政策

國會的審查聽證會結束大約一週後,由國會數位文化媒體與體育委員會對外公開發布審查聽證結果報告書,報告書中會表達支持或不支持此項任命案。一般結果是支持,不過,審查聽證會結果報告不論支持與否,對BBC董事長任命案並不具法律上的約束力。

不過,實際上,委員會和文化大臣之間會有微妙的互動和協商。若傾向於不支持此一任命案,可以透過非正式的協商機制,促請董事長人選自行放棄被提名身份,並由文化大臣另提適當人選供審查,從而避免國會和文化部之間發生激烈衝突。在通過國會審查後,女王接著在樞密院襄助下完成BBC董事長的任命。

類似程序適用四位代表地區(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的非執行董事,也是由文化部長提名並送請女王任命。不過,代表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的非執行董事人選,在獲得女文任命之前,必須先分別獲得蘇格蘭大臣、威爾斯大臣,以及北愛爾蘭自治政府行政委員會同意。

除了上述五位透過政治審查選任的董事長和董事,BBC有權自行另外遴選五位非執行董事,由董事長及前述四位地區代表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負責任命,但人選必須由BBC董事會的提名委員會負責遴選並向董事會提出。BBC董事會內部的提名委員會,目前由五位董事組成,包括董事長、執行長、以及另外三位非執行董事(其中一人必須是資深獨立董事)。BBC置資深獨立董事一人,由董事長之外的非執行董事當中產生。

再來是四位執行董事,其中包括BBC執行長(兼BBC總編輯)。執行董事人選由BBC董事會內部組成的提名委員會負責遴選並向董事會提出。BBC董事長得提出解任執行董事的請求,經董事會同意後生效。


二、試述外交官的傳統角色為何?資訊技術革命對這些角色有何衝擊?並說明它對傳統
外交的影響。(25 分)

外交官的傳統角色

外交官是一個國家辦理外交事務的人員,通常為隸屬該國外交部的公務員。外交官的任務是代表他的國家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或多邊談判。駐外外交官有臨時性的、只為商討特定事務而赴外者,也有常駐於另一個國家者。常駐外交官的辦公地一般是大使館或領事館。常駐外交官往往還有為本國公民提供服務或管理本國公民事務的任務。往往也有外交官在他國從事間諜或其他情報工作,這種行動一般視為對駐在國不友好的做法。

職務權責
按照1961年4月18日簽署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交官在他國享受豁免權,其所在的國家不允許將外交官加以逮捕、扣留或審問,若該外交官有犯罪等行為,僅能將其驅逐出境。外交官在進出國界時不受海關搜查,也不必交關稅,並於其駐在地享有治外法權。

當兩國因宣戰或其他原因斷絕外交關係時,或駐在國的局勢緊張、無法保障外交官的安全時,外交官通常會撤離。兩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惡化時,召回駐他國的首席外交官(大使)、驅逐駐在國的外交官或者降低外交等級,一般而言是代表一種對他國表示非常不滿的姿態,最嚴重時則會斷交。


三、近年歐洲區域統合面臨許多問題,影響歐盟的整體運作,請問有那些主要問題?您
認為這些問題是否會導致歐盟的解體?試申論之。(25 分)

歐盟的危機與挑戰 [2019/12]

在英國脫歐(Brexit)日程一延再延之際,本文著眼於歐盟的未來,探討歐元區或歐盟財政改革的走向,以及這些發生在歐盟的事件,將如何影響甚或重新形塑這個我們已經熟悉的經過全球化洗禮的世界?

2019年大事件

歐盟在2019年經歷了幾件大事,受到全球關注最多的可能依然是英國脫歐的肥皂劇。紐約時報用一個名詞概括了這場拖棚三年的脫歐鬧劇:「topsy-turvy」(亂七八糟、顛三倒四)。英國首相強生信誓旦旦:「不脫歐,毋寧死!」(Do or die!),提出英國必定會在2019年10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10月19日強生請人向歐盟寄出英國下議院擬好的請求延期脫歐的信件影本,並特別聲明:「是議會寫的信,不是我的信」;10月28日大限前三天,歐盟同意了強生的書面請求,將英國脫歐日期再延三個月到2020年1月31日。

2019年10月29日下議院投票通過強生提前在12月12日進行國會大選的提案。強生的算盤是,如果保守黨在12月大選贏得多數席次,脫歐的時間、與歐盟之間的協議要怎麼談,都是強生的保守黨說了算。但果真如此?12月12日難道不會變成是失去耐性的人民對強生的不信任投票表態機會?如果保守黨輸掉大選,脫歐還要拖多久?

另一件大事,是2019年5月歐洲議會完成改選,選舉結果顯示歐洲政治生態正在經歷重大改變,疑歐派勢力雖有增長但支持度並不如選前預期的高,歐盟或許暫時不需要擔憂陷入更廣泛分裂的可能性。此外,綠黨在歐盟各國間崛起,環保議題、綠色經濟成為主流民意,並將正式進入公共政策核心。

第三件大事是關於歐盟重要領導職務的人事更迭。德國前國防部長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將接下容克的棒子,擔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原任IMF總裁的法國人拉加德(Lagarde)將接任歐洲央行(ECB)總裁,短期內歐盟的貨幣政策預料仍將保持寬鬆,縮表機率降低。

第四件大事則關係到歐盟的財政改革。歐盟27國財長於2018年年底同意歐元區採取改革措施,將現有「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擴大為「歐洲貨幣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 EMF),作為歐洲銀行的最後一道防線,取代IMF的部分功能。歐盟財長亦同意建立「歐元區統一財政預算」。2019年6月間設立規模為170億歐元的「促進競爭力和趨同性預算工具」(Budgetary Instrument for Converg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BICC)。由法國總統馬克宏率先提出的歐盟財政改革方案,正式為實現歐元區財政一體化邁出了關鍵一步,將如何影響到歐盟的未來發展,預料也是各界持續觀察的焦點。

歐盟的危機

從前述大事件回顧中,我們看到了歐盟的兩大危機。首先,是英國脫歐對英國及歐盟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這部分英國及歐盟各自提出了不同版本的經濟衝擊分析,英吉利海峽兩岸經濟研究人員都同意的觀點是,經濟上Brexit對英國與歐盟來說,都不是一件正面的舉動。此外,疑歐派支持度增長,提高了歐盟進一步分裂的風險。雖然從歐洲議會改選的結果來看,形成脫歐骨牌效應的猜測似乎過於悲觀,並不表示疑歐派、脫歐派的人氣逐漸退散,事實上,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所呈現的正好是相反的情況。

歐盟的挑戰

除了看到歐盟的危機,亦觀察到橫亙在歐盟面前的挑戰。

首先,ECB貨幣政策不能有效平衡來自外部或內部的金融衝擊與經濟挑戰,只有貨幣工具,缺少財政工具的缺點,日益突顯。特別是在會員國存在高額債務的情況下,單靠貨幣政策或QE能夠發揮的實質效力,隨著利率下跌而邊際遞減。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國總統馬克宏提出「歐元區統一財政預算」的構想。然而,財政同盟代價是各會員國的財政權力削弱。實際施行上,各會員國之間仍可能出現不同調,就像「申根公約」施行後,會員國依舊堅持各自對邊境管制的解釋權。殷鑑不遠,BICC的挑戰才剛開始。

其次,英國脫歐後,勢必跟隨美國走向雙邊貿易協商,這將使得歐盟支持的以多邊協商為基礎的全球化路徑,面臨前所未見的巨大挑戰。甚至,歐盟必須隨英國調整,更積極的與各國簽訂雙邊FTA。歐盟如何在全球化與區域化、多邊協商與雙邊協議之間保持平衡?

第三,短期內似乎看不到終點的美中貿易戰,逐漸波及到歐盟,川普主張對歐盟部分商品提高關稅,要求「公平的」對待;加上Brexit的負面衝擊,歐盟要如何持續成長,達到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目標,同時實現分配正義,兼顧包容性成長?

歐盟是否會解體?

歐洲現在的危機並非一時或短暫的:我們並非僅僅在遭遇厄運,也非受害於憑空而來的悲觀情緒。要認識歐洲一體化計劃當前所面臨的危險,我們只需對過去的十年稍加回顧。

過去與當前局勢之反差深具啓發意義。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投入使用後,歐盟通過了《里斯本戰略》(Lisbon Strategy),承諾要將歐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競爭力和可持續性的經濟體。歐盟還致力於自由、安全和公正議題上的擴張,從而使歐洲的一體化延伸至警務、司法和移民等領域,這些領域直至當時在歐洲建設議程上仍處於邊緣地位。同時,為了完成最終的一體化並實現真正的政治團結以使自身在21世紀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行為者,歐盟還著手起草《歐盟憲法條約》。

但歐盟並非僅僅著眼於內部,它也放眼外部世界:它實現了歐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擴張,接納10個中東歐國家以及塞浦路斯、馬耳他為其成員國;它還做出了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深謀遠慮之舉,即致力於啓動與土耳其的入盟談判,從而架設起一座通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珍貴橋梁。與此同時,歐盟還奠定了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石:歐洲國家,包括德國在內,聯合制止了米洛塞維奇對科索沃的種族清洗,並承諾組建立一支6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在歐洲領土之外展開危機遏制和維和行動。

曾幾何時,隨著歐元之流通、歐盟之擴大、共同憲法之唾手可得以及在歐盟理事會秘書長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領導下,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日臻成熟,每當談及歐洲,人們心中所激起的並非厭倦或冷漠,而是欽佩。

十年之後,上述一系列輝煌成就及樂觀前景遠非僅僅遭遇質疑這麼簡單:我們承諾的是一個成功、開放的歐洲,而遭遇的卻是一個儘管擴大但卻日益狹隘的歐洲,一個儘管共用歐元但卻日益自負且不相互扶助的歐洲,一個因懼怕外部世界、憂慮認同喪失而自我封閉、不再相信和踐行其價值觀的歐洲。

許多人對歐盟的擴大感到後悔,且不願再提及任何更進一步的擴張;他們對履行當初的土耳其入盟承諾興味索然,甚至無意考慮巴爾幹半島國家的加入。

柏林牆倒塌後的20多年本應是歐洲充實內外的大好良機,但現實卻大異其趣:擴張之後,我們表達了對歐盟擴大的疲勞;立憲失敗之後,我們目睹了對政治一體化的厭倦;歐元危機之後,我們則見識了經濟和金融的衰竭。

經過十年的制度改革和反思,原本計劃拯救歐洲免於癱瘓並將其帶入21世紀的《里斯本條約》則湮沒不聞,其成果也不見蹤影。

▍價值觀危機和政治短視

當前歐洲危機之嚴重源於四個離心力之聚合:仇外情緒高漲;歐元危機;外交政策不健全;缺乏領導。

這幾個問題平行存在,但它們都有著一個危險的通病:缺乏長遠眼光。

結果是,成員國之間的任何分歧,無論呈現為何種形式,均會成為零和博弈,成為不惜一切代價都要贏得勝利以便向國內民眾炫耀的殘酷爭奪,無論這種爭奪對歐洲一體化有著怎樣的利害影響。

伴隨著各個國家的選舉,仇外勢力在許多國家出現並站穩了腳跟(如瑞士、芬蘭、英國和匈牙利),而在那些仇外情緒已分外明顯的國家則得到進一步強化(如意大利、法國、荷蘭和丹麥)。像癌症一樣,仇外勢力蔓延並把持了各個國家的政治話語和議程設置,他們強化邊境控制,實施移民限制,為家庭團聚設置重重障礙,並收緊社會、醫療和教育服務的獲取渠道。

更為惡劣的是,德國的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這樣的仇外分子則越過紅線,大肆宣揚「穆斯林智商低劣」之類的種族主義言論,令人恐懼地回想起納粹分子將猶太人、黑人和斯拉夫人貶稱為「劣等人類」的史實。面對當前的經濟危機,構成歐洲最珍貴遺產的寬容、開放價值觀備受質疑甚至逐漸敗退。

鑒於歐洲的問題並不能全然歸咎於移民,這種對外國人的恐懼著實令人驚詫。事實上,真實情況恰恰相反。

歐洲的問題除了主流移民觀點帶來的道德自殺外,如果不改變其人口發展趨勢,歐洲將走向經濟自殺,以歐洲當前的出生率,其適齡勞動人口將慢慢萎縮,進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和依賴性的日益增強,社會供養成本也將越來越高。歐洲應當借鑒美國的經驗,後者吸納並整合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僅改善了移民的處境,也增強了整個國家的福利。

歐洲卻樂於製造一個偽問題,圍繞該問題來建構解決方案,這樣只會加速自身的衰敗。

種族主義者和仇外分子的魯莽和愚蠢使他們獲得人們的重視。其影響傳統政黨的能力不容小覷,正在日益增強。每當他們在某個成員國上台執政,其不具合法性的種族主義的反歐盟議程往往與諸多歐盟機構相抵觸。為了阻止其倒行逆施,其他成員國政府理應挺身而出,援引歐盟條約,對仇外分子和威權主義者迅速實施制裁,一如對那些不遵守預算赤字規則的成員國實施制裁那樣。

但令人遺憾的是,歐盟機構和成員國政府面對法國對羅姆人的驅逐所做出的軟弱回應,對《匈牙利憲法》新聞自由條款的過度關注,或義大利對非法移民的騷擾均顯示:當需要挺身而出反對其他成員國政府時,歐盟機構及其成員國都是靠不住的。

▍團結的終結

人們認為當前的危機應歸結為經濟,但這並非全部真相。

歐洲一體化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並非來自危機本身:歐洲在歷史上也曾面臨危機,但卻愈挫愈強。上世紀80年代,面對美國和日本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方面的壓力,歐洲各國政府決定推進一體化方面的實質性跨越。彼時,歐洲領袖們清楚地預見到了當時所稱的「非歐洲化之代價」,亦即消除阻滯經濟增長之障礙所可能創造的財富和福利。

當前,由於歐洲經濟面臨著嚴重而棘手的挑戰(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和競爭力的喪失),人們在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方面有著廣泛的共識。

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關於此次歐元危機怎樣形成又該如何擺脫,各方的觀點看法不可調和。對以德國為首的一些成員國而言,當前面臨的危機源於一些成員國財政上的不負責任,解決方法也應簡單明瞭,那就是要求這些成員國遵守業已生效且得到進一步強化之緊縮措施。

與該解決方案緊密相伴的是居高臨下的道德說教,似乎一國之盈虧反映出該國人類群體道德之優劣。

另一些人想要的則是一個以文化和宗教模式為基礎而非以績效為基礎的雙軌歐洲:位於快車道的是秉承新教徒信仰的道德高尚的拯救者;位於慢車道的則是揮霍無度的天主教徒,他們不可信任,必須被加以管束,抑或,歸根到底,必須把這些人攆出街頭。

這種危機論調有葬送歐洲的風險,必須加以駁斥。情況各異的歐洲各國,無論是窮國希臘或富國愛爾蘭,還是極力擁護企業權力、新自由主義和放鬆管制的國家,均發現處境相似,這迫使我們對這場危機做出更為複雜的解釋。

我們所經受的是經濟增長危機,這是打造貨幣聯盟過程中的一個合乎邏輯的階段,在該階段,單一貨幣政策的推行未得到財政政策和金融體系規範的充分輔助,從而誘發了不平衡,日積月累便產生了當前所面對的問題。身處該情勢,且鑒於該貨幣聯盟設計之初並未考慮應對類似當前危機的必要機制,那麼接下來應該做的也許是討論如何完善該貨幣聯盟,使其能夠以一種平衡的方式運作,同時另一項必須進行的工作似乎是,引進新工具並加強機構權威以改善貨幣聯盟的治理。

世界舞台的缺席者

與內部協同的崩潰同樣嚴重的是,歐洲在21世紀的世界舞台上無法做到以同一個聲音發聲、行動。身為全球最大的經貿國集團、世界最大的發展援助項目提供者,以及擁有儘管規模有所削減、但依然數量可觀的軍事和安全機構的歐洲,還在以一盤散沙的方式各行其是,以致效率明顯低下。

顯然,以實力而論歐洲算不上一個強權國家實體,它也無意以強權國家的方式行使權力。問題在於,即便在像地中海這樣地理位置最為接近的地區,歐洲也無法以一種團結而果斷的方式行動,要知道,歐洲在地中海地區的實力無疑是壓倒性的;而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歐洲有著龐大政治經濟實力的機構中,它也同樣缺乏影響力或效率。在所有這些多邊機構中,歐洲國家眾多,而作為整體的歐洲近乎缺席。

曾許諾要實行新的、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已一年有餘,但歐洲的外交事務卻全面癱瘓了。

歐洲對阿拉伯革命所作的回應,毫無疑問,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幾十年來,為了換取移民、能源及安全方面的利益,歐洲支持一連串威權、腐敗政權的持續統治,並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民主價值觀的推廣和對人權的尊重。然而,當阿拉伯地區的民眾在缺乏任何外國幫助的情況下最終掌控自身命運時,歐洲的反應卻遲緩、膽怯而懶散,歐洲國家領導人明顯更多關注的是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及控制移民潮,而非支持民主變革。

我們不要自欺欺人,阿拉伯革命與歐元危機類似,在避開絕境後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除了達成和平之外,歐洲還應重建其備受質疑的軍事能力的可信度,重建其備受打擊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機構的可信度。由於對歐盟新的外交政策機構,尤其是對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Herman Van Rompuy、歐盟外交事務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Catherine Ashton以及新的歐洲對外行動局(EEAS)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萬分沮喪,各成員國政府已開始脫離這些機構,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協調和運作。

吊詭的是,我們越是希望歐盟和成員國的利益融為一體、希望布魯塞爾與各成員國聯合一致,我們從中所發現的分裂也就越大:一方面是僅僅以書面形式存在的、缺乏任何效力的歐盟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則是一系列間歇性地以成員國間志願同盟為基礎的政策,且同盟之形成完全借助成員國的資源。

如果阿拉伯之春以快速、皆大歡喜的方式收場,歐洲這方面的失敗也就不為人知。但如果阿拉伯未來之路異常坎坷,充滿局部的成功與失敗,具有巨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事實似乎正是如此——那麼歐盟就將分裂,將無力對外展現任何影響力,並將在海外變得無關緊要。由於在中東缺乏任何影響力,由於設置入盟障礙從而使土耳其蒙羞,由於放任地中海地區自生自滅,歐盟將不再是一個世界上可信任的政治行為者。

▍精英的背叛

多年來,歐洲公民和精英對一體化進程收益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識,歐洲一體化便在此基礎上得以推進。但如今該共識在兩邊均已破裂。一方面,民眾收回了授權歐盟機構「民享非民治」的方式進行治理的全權委託。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體化進程已觸及國家認同,尤其是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這一最敏感神經。對經濟、自由主義和放鬆管制的偏愛最終使一體化建設變得政治化和理想化,而人們原先認為該計劃最好掌控在專家和官僚手中。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伴隨著民眾的背叛,同時出現了我們稱之為的「精英背叛」。

德國可謂此現象的最佳例證。根據民意調查,63%的德國人不再信任歐盟,53%的人認為德國在歐盟中沒有前途。對德國精英而言,情況也沒有多少不同:當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即將超過對法國的出口時,南歐已被視為經濟增長的一個絆腳石。關於歐洲一體化承諾的記憶也已隨著代際變化而消失:德國當前662名議會成員中,僅有38名在1989年當選。毫無疑問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新德國。鑒於其分量和重要性,德國所發生的任何變化對歐洲一體化建設均具有深遠的影響。並且由於新德國的關鍵特徵是對歐盟缺乏信心,它正在輸出懷疑而非信任,一如它在過去所做的那樣。歐洲引擎一個至關重要的零部件就此停止了運轉,沒有任何零部件可以替換。缺乏德國的信任,法國可以在經濟上得以幸存,甚至可以利用英國來填補德國在外交政策上留下的漏洞,但顯而易見的是:沒有德國的完全投入,歐洲一體化進程將無法推進。

在缺乏德國的領導或任何替代領導者的情況下,一體化進程千瘡百孔。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索(Jose Manuel Barroso)、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範龍佩以及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阿什頓均徘徊迷失在歐洲的迷霧中,無力發出簡單明確的話語以便將自身與那些依然對一體化充滿信心的「親歐派」聯繫在一起。唯有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出於道德良知會偶爾站出來,構築反對民粹分子和仇外過激行為的屏障,並試圖推動一體化進程。然而,只有個別歐洲議會成員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在必要之時願意反對本國政府及政黨。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我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這樣一代領導者:他們目光日趨短淺,專注於競選活動;既無人向歐盟諫言又無人替歐盟講話。


四、說明「南北對抗」的意義及其形成的過程。南北對抗問題主要聚焦在那些議題?聯
合國在解決這些議題的方法有無成效?試分析其原因。(25 分 )

南北分歧(英語:North-south Divide),或稱貧富分歧(英語:Rich-poor Divide)、南北差距,是指已開發國家(北方世界)與開發中國家(南方世界(英語:Global South))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分歧。

「南北分歧」一詞曾被廣泛使用,因為無論位於北半球或南半球,經濟發達的已開發國家或地區通常都屬於北方世界,而經濟稍弱的開發中國家通常屬於南方世界;但「南」、「北」的分類已經開始過時。

依經濟和發展情況把國家分類的做法,始於冷戰時期,當時以中國和蘇聯代表東營,而美國和其盟國列為西營。根據這個分類方法,世界上的國家被分為第一世界(西方民主國家)、第二世界(東方共產國家)和第三世界(發展更落後的國家)。後來,部分第二世界國家加入第一世界,而其他第二世界國家則加入第三世界,出現較簡單的新分類方法︰第一世界是北方世界,第三世界是南方世界。

北方世界成員包括八大工業國組織所有成員國、西方世界、第一世界、大部分第二世界。雖然大部分北方世界成員位於北半球(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除外),但是地理位置不是劃分的標準。

隨著第二世界的東方集團瓦解,不少成員國雖然位於北半球,但也被重新分類為開發中國家。另一方面,北半球南部的亞洲四小龍和土耳其加入第一世界。同樣地,已開發國家的附屬地雖然是先進國家的一部分,但也被列入南方世界。

形成的過程

貧富國家差距益大的另一個原因是,開發中國家的貨物出口價格偏低而負債太高,它們每年所付給有錢工業國的錢遠超過從其間所賺到的。此外他們還因為已開發國家所設的種種限制而無法輸出勞工,為此在本世紀結束前開發中國家至少還要損失一兆美元的收入。相反的,那些被允許移入經濟領先國家的人口,通常都是訓練良好的技術人員,像這樣的人才外流光是蘇丹一國,就有17%的醫生,20%的大學教師和30%的工程師流失。馬波烏爾哈克警告說,如果國際社會仍無法提供開發中國家最迫切需要的經濟機會,眾人將會在21世紀看到國際間發生空前未有的大遷徙。報告結論中並提到,開發中國家每年喪失相當於5,000億美元的市場機會,這個數目是他們所接受的外援的10倍,如果已開發國家對進口貨物與勞工的限制仍不開放,將會加重自己的經濟困境,而使全球的經濟問題更形惡化,這將不只影響到貧窮國家,終而直接危害到自己;若開發中國家無法得到足夠的發展、成長和選擇權,他們勢必繼續污染環境,砍伐森林使地球的氧氣加速枯竭。今天貧窮促使千萬的人口跨越國界四處尋找工作,因而造成已開發國家的社會分裂,因為機會若無法降臨人們身上,人們便只能到處去尋找機會。所以拯救開發中國家的有效辦法便是全球開放市場,掃除限制,以緩和貧富國家間日漸增長的不平衡現象。